徐渭的“本色”论最初在他的《西厢序》中有所论述“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
上述文字,虽然是徐渭在评论注解戏曲《西厢记》时所作,表述了他对戏曲中人物形象独树一帜的看法。但同时提出“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这也即说,不只是戏曲，“贱相色,贵本色”对于一切艺术都适用,从一切艺术创作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应该破除雕饰,表现真实,抒写真我。
“色”原指人的面貌气色，引申为颜色，又指物体形象。徐渭所说的“相色”之“相”，源于佛家用语，指事物暂现之外状，《大乘义章·三》：“诸法体状，谓之为相。”佛学讲“诸相皆幻”，《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徐渭在《金刚经序》中说：“四相一空”，又在《金刚经跋》中论述其主旨在于“破除诸相”。由此可见“相色”则是虚假伪妄不实之形体相貌。在艺术作品中，“本色”是本乎情，表达的是真性情的形象；而“相色”表现的是扭捏做作的形象。他以婢女与夫人为喻来阐明“本色”与“相色”的区别。婢女与夫人各有各的“本色”，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形象必须要充足地展现真本色，表现真性情。如果刻意矫真饰伪，矫揉造作，则其作品就本色不足，真性情就无法充分体现，也就不能感动人。
从上述徐渭借戏曲人物形象谈论“本色”,不难看出,“本色”不仅适用于戏曲方面，徐渭而是把它发展阐述为一个哲学概念,即“本体自然”,这正是徐渭承袭了唐顺之“天机自然”和王畿“以自然为宗”的理论学说,其实早先徐渭在他的文章中就提到过“本体自然”的思想，《读龙惕书》中云：“甚矣道之难言也,昧其本体,而后忧道者，指其为自然，其后自然者之不能无弊也……”。
上述关于“本体自然”的论说,也即“道”和“自然”。“道”是中国哲学所探求的最高范畴和最终本体。“道”在徐渭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徐渭所言的“自然”与道家思想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是绝对相同的吗？随后逐个进行剖析。
（一）对于“道”的探求
徐渭研究三教学术，最重要的首先即是对于“道”——宇宙本体的探求把握。徐渭是在心学认为：“心即理”，天下无“心外之物”、“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找到了一个“心”与“理”之间的交汇点——情。提出了“中也者,人之情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以“情”为本体的哲学思想,也即“道”即“情”的思想体系。徐渭文集中有《论中》文章七篇，可看出他对道的探求，《论中·二》曰：“天与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无骸,无骸则一不役于骸,一不役于骸,故一不病。一役于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尧传舜,舜传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尧传舜,舜传禹,曰‘人心’者是也……”。
在这里徐渭所说的“一”即是“中”,即“道',也即是指本体,他认为天与人其得本体之“一”，原本是没有差别的，但人有肉体的欲念，“一”如果被欲念之虚假所奴役，则“一”遭受到隔障，这便是“人心”，如果没有被隔障，即是“道心”。人心若能驱除掩蔽，便是到达了“情”，到达了“一”，到达了“中”。不难看出徐渭是融汇了儒道两家学说,道家倡导天道,尊崇人的自然存在,寻求生命的自然形态,需要人清静少欲，抑制人性的自然欲求。而儒家倡导人道,强调由道德实践来体察“道”,尊重人的权力，爱护人的生命，关心人性的道德理念。徐渭承认每个人都有私欲,但同时要用反求内心的道德实践方法来驱赶人的私欲,以达到“道心”,即“中”。阳明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于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所得其正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不难看到徐渭的说法与王阳明是一致的，其“道心”、“人心”的理论受到心学的启发和影响。
（二）对于“自然”的探求
道家提出了“自然”这个范畴。道家都将自然与“道”联系起来。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无为”即是保持万事的本来状态和原本面貌,即重本真和“本色”,抵制人工装饰雕琢、讲求顺其自然。徐渭所说的“自然”与道家提出的“自然”如出一辙,同样是追求本色和真性情,非矫揉造作。
徐渭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本色”阐释为“本体自然”，并赋予它深刻、多层次的内涵,从人性人格的角度讲,“本色”以“本乎情”的理论为依据，抒发“真我”，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从徐渭个体人格角度来说,徐渭的狂放肆意、任达不拘的个性和心态和“畸人”境遇正体现了“本色”的理念；而从徐渭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艺术的表现应该达到纯然本色的境地，也就是达到“真率写情，浑然天成”的境界。也即是求“真情”、“创新”、“个性”为标志的创作观念和艺术创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