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生活于现代的急流中，一切都烟消云散，曾经头戴光环的诗人也不幸跌落在泥里，基督教自然也不能幸免，基督教的权威地位遭到质疑，甚至有人提出“上帝已死”。对此，波德莱尔回应道：“即使不存在上帝，宗教也仍然是神圣的。上帝乃是唯一为了统治而甚至无需存在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能够实现与现代性生活的融合。现代生活要求不断地革新与反叛，波德莱尔的《亚伯和该隐》以及《献给撒旦的连祷》就是两首激进地、反叛性的诗歌。换言之，波德莱尔的诗歌成功跨越了存在于现代性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正如卡林内斯库赞扬道：“像波德莱尔这样，基督教二分法（上帝/撒旦、天堂/地狱、灵魂/肉体、超自然道德和自然的罪等等）在其世界观中扮演如此重大和复杂的辩证角色的现代人寥寥无几。”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世界的本质是上帝。任何具体的事物都由上帝创造，上帝是光明、正义、平等、全知全能的。但在《亚伯与该隐》一诗中，上帝变成一个因献祭厚薄而偏心的贪婪、不公之神，是导致该隐后代永无止境的受苦受难、漂泊无依的根本原因，也是亚伯的后代得以锦衣玉食、安逸享乐的福祉之源。这里的上帝，正如尼采所说，是一位“提出要求的神”，他取代了曾经那个“援手相助、提出忠告、并且在根本上标志着一切勇气和自信之幸运灵感的神”。这预示着道德的堕落，成为了生命的对立面。因此，诗人主张要“把上帝扔到地上来”！这是在绝望的深渊中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
波德莱尔《亚伯与该隐》一诗取材自《圣经》该隐弑弟的典故。这个典故本意是加深人类的原罪，劝诫世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之心，要通过上帝实现救赎。但波德莱尔却认为上帝惩罚该隐的行为是不义的，这正是“上帝之死”的表现。上帝同资本主义一道消糜于对财富的占有欲中。《圣经》的原则在现代社会里继续延伸，波德莱尔深感现代社会的拜物教气息，但又不甘于放弃此等放浪形骸的生活。波德莱尔追求丹蒂主义式的生活，归根结底是不愿意放弃所属阶级的生活，故而波德莱尔把目光转向了撒旦，意图从堕落的天使那儿寻求出口。
在基督教中，撒旦是神秘、恶毒、虚伪、萎靡、危险之物。但在《献给撒旦的连祷》一诗中，撒旦却成了被夺去神誉、遭受压迫而顽强不屈的王者；治愈人类痛苦的医神；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英雄。撒旦是光明的化身，能够给人带来智慧和希望，拯救人类堕落的德行。因此，诗人向他接连祈祷：“啊，撒旦，请可怜我长期的不幸！”在上帝那儿得不到公正、希望，诗人只能转向地狱，在地狱中徜徉，采掘恶之花，来慰籍痛苦，寻求解放的突破口。波德莱尔笔下的的撒旦同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一样，是一个敢于抗争，即使失败也虽败犹荣的悲剧英雄。正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谈到：“《失乐园》所表现的撒旦，在性格上有万不可及的魄力与庄严……就道德方面来说，弥尔顿的魔鬼就远胜于他的上帝。”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的冒险精神：强度和紧张刺激着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极限中，现代人们不再把宗教情感居于首要地位。因此，现代人曾经叹息：“我们曾患上这种现代性的病症——患上懒散的和平，患上胆怯的妥协，患上现代之肯定和否定的全部德行污点。”于是，诗人选择依傍在撒旦的身边，“让我的魂有一天在智慧树下，傍着你休息”，追随撒旦的脚步寻求光明的未来。但是“让我的魂”也就意味着诗人明白，反抗必然失败，唯有死亡能够实现自我的解脱、内心的安宁。
这两首诗塑造了虚伪、贪婪、残暴、无情的上帝形象和坚强、博爱、叛逆的撒旦形象，诗人有意地将两首诗联结起来，在联结中又充满对立，充分地表现了波德莱尔对现实性和宗教的矛盾思想。因此，他才会被认为“差不多是现代艺术家同其时代的舍尔会和官方文化相疏离的良好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