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开头，就有一段慧能的自述身世：“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这样的家庭出身，虽未明说，已经开始对慧能“不识字”的原因做出背景铺垫。
其后，当做苦力的慧能送柴到买柴人官店，偶然听闻一客读《金刚经》，“心明便悟”，于是有了参拜五祖弘忍的机缘。弘忍以“汝是岭南人，又是猲獠，若为堪作佛？”试机，慧能以“佛性无别”相答，五祖发遣他随众做苦力八个月。继续对其“不识字”的特点进行侧面暗示。
当五祖公开提出以偈语考察方式来付法传衣时，诸人都不敢呈偈，得法者的可能都毫无例外地指向神秀。此时，《坛经》中开始大段插叙“识字”程度即文化水准最高的教授师神秀上座的言行表现和心理活动：“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见得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甚难甚难!”显然，神秀的“识字”是对慧能“不识字”的反面烘托映衬；而神秀的“两难”也即指向如道家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语言可述的具体方便与形而上“不能说”者超越性之间的语言哲学的悖论矛盾。语言的外在符号表征未必与实事所指随时同一，有时仅是实事所指的“蝉蜕”；登岸舍筏，禅宗的语言观中向上一机的借语言而超越语言的默会禅意于此埋下伏笔。以“识字”偈语呈现来考核接班人的做法似乎将“不识字”的慧能彻底排除在外，实际上正在这个关键处设置了一叙述的玄机，蕴含了从“识字”朝向“不识字”的类似“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式的道德训诫暨禅意转折。
于是，神秀以夜半悄悄题偈于本欲画楞伽变相得廊壁上的方式，非常智慧地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当五祖以让众人诵读依止的方式广而告之时，在明的一方面，语言文字表达的智慧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文字超越了图画，于是五祖付款打发走了远来作画的卢供奉，理由正是《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留偈代之，修行有益。不过，文字依然是一种“相”，这种不彻底的“扫相”还有进一步的工夫。所以，另一方面，在暗里，弘忍让神秀继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做一偈——其实是将其推到言语道断的极处迫使其超越文字，“顿悟”回头。
在神秀陷入数日做不出的“瓶颈”里之时，就是“不识字”的慧能在逻辑上隆重登场的时刻了：“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至此，慧能“不识字”的形象塑造在《坛经》中达到了艺术的高潮。
慧能“不识字”的形象塑造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有无联系？《坛经》的另一处对慧能“不识字”的强调露出了端倪，也同时完成了对其“不识字”形象的完满塑造——
一名叫法达的僧人诵《法华经》七年，依然不知要领，大师言：“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真实的慧能到底识不识字？这个问题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即便他真的“不识字”，这种不为尊者讳、反复渲染、突出甚至不惜夸张其“不识字”特点的描述态度，显然是在某方面有特别考量的。如果秉承“教育寓言式”解读的思路，那么要继续追问的就是，这样费力的创作的“教育寓言”，背后的深意即“寓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