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从慧能身上稍稍转移一下，这种“不识字”或“不立文字”的“顿悟”教育方法论，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那里得到逻辑的互证。
庄子的“得意忘言”命题以及《天道》篇讨论的书与语与意谁更可贵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不立文字”在早期道家的不同表达：“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还以一个形象的“轮扁斫轮”的故事将“言”与“意”大加分离，认为最难把握也不可言传的正是“意”，至于圣人经典之“言”，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需要人善会，并不值得珍贵，既然“言”是糟粕，那么“不识字”或“不立文字”，恰恰突出了扫除糟粕污染的天然状态，不仅于道无损，反而是去除了求道之路上的障蔽，有利于人对道的“顿悟”。
且不说陆王心学中因受了禅学影响而注重的先静中养端倪而识其大的反经典修习方式，只用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的事例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这个被艾恺称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一代新儒家大师，从小并未读过儒家的“四书五经”，二十八岁因偶然翻阅《明儒学案 》见《东崖语录》中“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莫然自省……”这个瞬间的“顿悟”促使他由佛入儒，跃入落实儒家思想的个人“第三期思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为世人公认的新儒家大师到晚年接受艾恺的采访时却承认自己对儒家的“不识字”——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由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
对儒家经典的文字层面的“不识”，不影响他理解儒家精神的深度和准确度，因为他有了超越一般训诂学者的“顿悟”。
更有意思的是，当代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侠客行》中也虚构了一个“不识字”的石破天，因其“不识字”的天真心性，偏偏破解了木、龙二岛主花四十年光阴都未能明白的“太玄经”武学秘诀。当石破天奇怪岛主慨叹文字“无用”时，龙岛主道：“非但无用，而且大大有害，倘若没有这些注解，我二人的无数心血，又何至尽数虚耗，数十年苦苦思索，多少总该有些进益罢。”这个人物的精神简直可以说是对慧能“不识字”形象寓意的最为生动的阐释了。最令人惊叹叫绝的，是金庸先生自称在创作此小说时实际对佛经全无认识，但却在此人物中达到了对佛经义理的“顿悟”式理解，从他为这个小说写下的修订后记中可以领略其像慧能一样“不识字”的悟性的神奇，这也可以作为对慧能“不识字”形象寓意的最后总结——
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之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来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皆是此义。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学何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此中因缘，殊不可解。综上所论，这种超越具体文字的直接“顿悟”，几乎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哲的共同学习经验或教育的“千圣共法”，其特殊的教育思想及方法论，就在《坛经》中被慧能“不识字”的形象所隐喻、所表征。如果这个“不识字”的形象仅仅出于艺术虚构，那它恰恰就是为了突出“顿悟”这一教育思想中超越语言文字的思想维度；而如果现实中的慧能真的“不识字”，那么这个形象，就成了无意间与禅宗“顿悟”思想特色契合得非常完美的一种表达，一种意味深长的神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