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思潮或者说作为一种现代性下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走入人们的理论视野，离不开尼尔·波兹曼的建构。波兹曼认为，西方开启的现代性文明无论是在传播学意义上还是在教育学意义上，都带有“泛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后期互联网等新型媒介产生以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作为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守望，波兹曼对西方这种“娱乐至死”思潮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综合现有的理论成果，“娱乐至死”思潮的文化内涵主要指向这样几个方面：
1.价值内核：非理性与非逻辑性
波兹曼在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文化危机时实际上正处于一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转折、过渡的阶段。就产业格局而言，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商业、娱乐业借助于媒介技术（如电视机、互联网等）实现了高度融合，产业边界变得模糊。正如波兹曼所讲，“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娱乐至死”思潮借助于泛娱乐化的文化表现形式、无孔不入的传媒技术和后现代主义化的传播方式，将现代性以来确立起来的“中心——边缘”文化结构极大地进行了解构，表现出了其“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价值内核。也即，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的“娱乐至死”思潮在多种媒介构成的传播文化场域中，并不刻意寻求和保持一种“稳定的公共话语秩序”，而是呈现出一种“八卦文化”、“狂欢文化”、“碎片化文化”、“无门槛文化”和“无底线文化”等所谓的“娱乐主张”，当然这些价值本身却是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
2.群体行为：基于注意力经济的消费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理念、思潮和行为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物质基础，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主要社会矛盾制约。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界最典型的一个转向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地位开始呈现出一种蓬勃趋势，“波普艺术”、“叛逆文化”、“性解放思潮”、“去中心主义”、“反战情绪”以及基于“消费驱动的营销”开始取代“供给驱动的营销”等都是这一文化的亚文化形态。就媒介属性来讲，自现代性开启以来“电视机”、“互联网”等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公共领域，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注意力经济”的场域，那些以年轻人群体、叛逆群体、亚文化群体等为代表的群体构成了这一注意力的核心，于是消费主义便诞生了。在我们看来，基于注意力经济的消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娱乐至死”的在群体行为上的主要表现，主要的缘由在于“泛娱乐化”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为这一时代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养分。正如波兹曼所言，“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
文化的话语性质也改变了……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职业”，因此“娱乐至死”在社会行为和群体行为的重要表现就成为围绕着“注意力”消费的一种产业形态。
3.交际时空：“全景监狱”式的文化空虚
从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传播革命，即“作为文字的传播革命”、“作为印刷术的传播革命”、“作为电子传播的传播革命”以及“作为互联网的数字传播革命”，这些传播革命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不同发展时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的延伸”命题。“娱乐至死”对应的传播革命主要指向“作为互联网的数字传播革命”，在这一传播时空中，“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客观世界里，还不如说我们是生活在由自身创造的媒介构筑起的强大迷宫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认为，这种由非理性驱使、多样化的媒介传播簇拥、碎片化的进程巩固所构成的公共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全景监狱”，在这里尽管人人看起来都是“自由”的，但是确丧失了文化上的基本理性，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空虚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