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娱乐至死”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并外溢性地给思想政治教育等带来挑战是现代性以来市场经济深度调整、工商文明精细化分工和消费主义不断升级、泛娱乐化走向极端的复合作用的产物。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和创新正在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要线索、以“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着，最终的变革目标是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当前我国现有的娱乐环境下，为了矫正过度娱乐化、“娱乐至死”的负面效应，可以尝试这样几个策略：
1.教育过程中的“娱乐生活嵌入”策略
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一经产生就天然地带有分层的属性，例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就是两种明显的分层文化。“娱乐至死”思潮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在根本性的意义上它满足了现代人、后现代人“娱乐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与西哲提到的“人的文化存在”、“人的数字化存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娱乐文化来源于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则寻求高于生活。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走向了“极端主体性”、“单向灌输性”、“理论教条性”、“应试导向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在寻求自我高于生活定位的过程中脱离了生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因此，针对当前“娱乐至死”思潮的冲击，我们首要的姿态并不是“筑造防波堤”一味地将娱乐化拒绝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而是要“设置过滤网”将娱乐化的合理内涵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过程中。对此，在教育过程中，本着“德育生活化”的相关理论内核，我们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适度地大胆引入一定的“娱乐生活化”资源，例如采取“翻转课堂”设计，引导学生用时兴的娱乐语言、网络语言等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阐释，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与娱乐生活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自觉提升。
2.娱乐媒介生态中的“二级传播”教育策略
波兹曼认为，“娱乐至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习惯于拿一切东西来娱乐，而无论它是宗教、法律抑或道德、公共秩序等。同时，由于现代传媒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特点，“娱乐至死”的交往和社会传播带有了明显的“部落化”、“社团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对于一个娱乐议题来讲，从议题的设置、议题的传播、议题的发酵、议题的变异、议题的负效应产生等有了更快、更广、更精准的媒介渠道，无怪乎20世纪30年代著名科幻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曾经预言到“工业技术日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不费吹灰之力，在感官刺激的海洋里，不再有人愿意思考。人类对娱乐充满无止境的欲望，不但丝毫没有察觉它正在毁灭我们，反而崇拜和热爱这些使我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最终沉溺于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之中”。从“娱乐至死”的这种传播特点来讲，“病毒式”传播是其主要的表征，而一种打破这种传播形式的重要机制即在于“二级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二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一般也被人们称为“两级传播”、“次级传播”等，最早由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创造，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在受众获得信息的场域中，“信息并不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经过中间的信息通道（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会有效地传递给受众。针对“娱乐至死”所拥有的特定传播社区、阵地或平台等，我们认为既然“非理性”、“非逻辑”、“无下限”、“八卦化”构成了其传播特点，那在相应的传播过程中就应当借助于一定的意见领袖向特定的泛娱乐化学生群体实施精准的“二级传播”，在虚拟交际社区等场域中用娱乐化的语言、娱乐化的口气、娱乐化的思维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引导他们自觉树立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
3.“娱乐在场”导向的参与式教学诊断策略
“娱乐至死”反映着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娱乐化、生活化情趣的追求，构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生活化趋势。在教学管理领域，“教学诊断”（Teaching diagnosis）代表着教育教学实践主体对自身品质和绩效产出的一种管理关怀。教学诊断的本质在于通过对教学过程的评估，不断调试自身的教学过程，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不断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命题。我们注意到，“娱乐至死”的均衡化配置结果之一就是“适度娱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表现为教学风格的诙谐幽默、教学思路的生活化逻辑清晰、教学过程的交互性平易近人、教学素材来源的鲜活实际等，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评价指标当中可以适当增加这种导向的评价指标，同时又要积极注意收集学生群体对教师授课的“接受度”、“满意度”等，用学生对教师的生活化授课满意度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