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虽以道家思想为本，但却认为“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要略》），即认为崇道并非超然世外，不与俗交，人之在世仍需立足于斯，与世俯仰，其所做书是为了纪纲道德，以经纬人事。《淮南子》开篇《原道训》通篇言“道”，谈及人之处世时，表示“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不以人易天”，所谓“天”，是人由道所秉的自然本性，而“人”是戕害自然本性的行为，即其反对以人伪矫作撄扰人之自然真性，但同时又要在坚守淳朴真性的基础上，应物接物，与物交涉。关于应世接物，《淮南子》中有“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及“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之说，其落脚处皆在人性之真朴大全，但也可见执道者从一开始就并非以“不作”者的姿态出现，而是要雕琢，要经营，要依照“俗”的规定进入“俗”所主导的现世，但《淮南子》强调关键在于与物交接的过程中，不人为矫作，且要不为物役，心志不乱，嗜欲不生，以“还反于朴”，“还反于枢”，即在此过程中当有朝向“道”本的自觉性，虽雕琢之，虽经营之，但终究不离于“道”，而至于采用何种形式雕琢经营，《淮南子》并没有评判之，要在于文当其质，甚至质过其文，所否定者唯在文胜于质。《庄子·人间世》中颜回在辞行孔子前往卫国时，曾言说要“内直而外曲”以立足于卫公之堂，并释曰“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即颜回表示会在内心依乎天道，质素诚直，同时外形委曲，随顺世间，向卫公尽人臣之礼，孔子当即反对了此中做法，认为“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即颜回所说过于繁荣，内直而外曲，是给自己设置了两套标准，虽可免于罪责，但不至于行“化”于卫公，且其内直实是有心而为者，非无心而付者，郭象在注释中认为真正的圣人，其虚己之心有如明镜，可自然昭显而无需如此繁琐考量，故颜回此种行径实则行不通。所以此处孔子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道家尤重心之虚静纯朴，向往事与物皆自然流行，反对人为智虑的计较，所以庄子借孔子之口对颜回之“内直而外曲”有所批评。
但值得注意的是，依孔子所言，虚心而行，名实双谴，纯任自然，实则是道家圣人的一种理想状态，而《淮南子》的作者对于现世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自身所处之世为道与德没落后的衰世，并非人皆质朴的上古之世，道性清净的应然状态与以礼乐补救之的实然状态有所不同，人既在世上（衰世）生出，便无可避免地需要遵守社会规范，无论这种规范本身是道家式的自然真朴，还是儒家式的礼乐制度，都有所必要依从者，道家固然追求无待的逍遥和自由，但《淮南子》显然看到也承认了实然界，也就是其所言的“衰世”对于“无待”的限制性，所以对于接世固然有所妥协。
所以“外与物接，而内不失其情”可就逆向与顺向两方面分解言之。一者，由外与物接至于内不失其情，这是一个逆向反于道的过程。于世间未得道的众生而言，作者力倡从实然回归于应然，故每每谈及如何在与物交接中仍然保持道性时，作者常以“反”字示之，所谓“还反于朴”，“还反于枢”，“反性于初”，这表明《淮南子》之作者并不否认应然与实然间的矛盾，也便是没有否认“道”之无境与“仁”之有境，或“道”所代表的理想与“仁”所代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其努力地追求在接物、应物中不忘“道”性，力求返回并恪守道性，但心知肚明人要以一定的“文”或“礼”行于世，所以虽不得已需雕琢之、经营之，要刘览偏照，经营四隅，但终究要朝向于“道”，复守以全，所反对者唯在于“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之举。当然，《俶真训》中也有所谓“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之说，但此处作者想强调的是“道”为本，“仁义”为末，本末不可倒置之义，道术是内修者，仁义是外饰者，此说固然与儒家将仁义看做内发的道德不同，但由此正可说明，《淮南子》所反对者乃在于只重外在的与物逶迤，而不以内修其道为本者，而并非在世应物之举。《要略》中称其既言道，又言事，既与世沉浮，又与化游息，道事并举，实是要在事中朝向道，反于道。如此，儒家仁义之饰也仅仅只能是饰，应世者虽以此为用，但无碍于向道的反归。
二者，“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是在肯定人心皆为道心的基础上，顺道直行的过程。顺向直行，也就是由不失性命之情至于应物，这是对于已得道的圣人而言者。《庄子》外篇《天运》篇中已经一改内篇《人间世》中孔子对颜回的批评口吻，直言“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这虽然是对于仁义的再次否定，认为仁义不可为长久之道，但其中可见至人并不介意以仁义等外饰为逍遥游世之装点，或者说凭借，其要在于指出圣人在处世接物时虽有与世俯仰之举，但这无害于其畅达逍遥的内在生命本性。若顺向言之，《淮南子》所倡的在保有真性基础上的应物已经实现了对于庄子《人间世》的超越。儒家圣人建立秩序，饰以礼乐，将由道德仁心而发的礼乐秩序化为客观的形式，而先秦老庄道家所要反对的，是礼崩乐坏后对于这种空洞形式的执着，但实际上，遁于消解形式，也是一种执着，或可说一种成心，如此则只能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而《淮南子》提出的“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对于圣人而言，已经是“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的境界，《人间训》中有“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捲捲然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之说，“外化”是要进入世俗，而“内化”，是要保全自身本性，圣人之贵在于其能固守内在操守的同时变化不拘。可见道家虽在形式上反对僵死固化的制度枷锁，但实际上并非必须消解一切形式，自然人性之所显发自不会刻意摆脱业已形成的社会之“俗”，以仁、义、礼、乐等“俗”（不限于此）为接物之方又何害于其以虚静之心为守？所必要明者在于《淮南子》中以虚静之心处世，实在并非毫无所作，也不能离于与“俗”交接，但其“有作”之“时”、“应”、“顺”、“因”等原则已昭示了其是在不违万民之本性，且不害他物之自然的基础上发出的“自然”举措，纵然此种举措或正中“仁”“礼”等儒家伦理的下怀，若自有一片澄明心境，又不得已必着于世，以礼乐饰之又何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已可见出此种转折，认为“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而杂篇《则阳》中也有“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恰是承认了人之在世不能不应俗接物，但此种接物又实在无伤于内在不变之性命之情，这与《淮南子》之旨已遥相呼应。《淮南子》以内在不离的虚静之性为本，以外在随化的行为制度为末，尤其反对本末倒置，离本就末，而认为当以内制外，《原道训》中有所谓“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这不仅是就个人的生命修养次序而言，更广义上言之是以不变的“道”心统率外在的行为举止，当然，此外化之方式并不特指儒家之礼乐制度，但也将其包括于内，不外乎以道摄儒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