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的精益在于实现国民生活的幸福，再由国民经济趋向国防经济。其中关于四川经济建设的许多构想大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给后人以启迪和借鉴。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实业计划》开发四川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有片面性。
（一）构建交通网络，缩小东西经济差距
孙中山认为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主要因为交通运输所致。要促进西南各省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需建设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强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先进的机器和人才等。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中，孙中山较注重铁路交通的建设，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因此他提出了在全国建设中央、东南、东北、西北、西南、高原六大铁路系统的宏伟规划，形成西部与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铁路交通网络，使西部与沿海地区经济交流频繁，带动四川矿产的开采及农产品的远销，还能繁荣东南等商港的市场。除铁路建设外，孙中山还提出要改善西部地区的公路、水陆交通，治理长江、黄河、淮河等水运通道，使长江起汉口，迄于海，以便航洋船直达该港，达到“地尽其力、货畅其流、物尽其用”的目的。
（二）合理开发四川的矿产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孙中山高度重视燃料和动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认为矿产是发展实业的基础，工业发展的源泉。他在全面考察全国的矿产资源后提出，西南有着丰富的矿资源，应大力开发。直隶、山西有藏之无尽的煤，应“大规模釆取之”，“四川、甘肃、新疆等省已发现油源；”“四川、云南等地之铁矿，亦可次第开采，尔后多设钢铁工厂。”同时国家应投入充足的资金和技术优先开采。在矿产开采时，孙中山认为，鉴于当时我国采矿业资金严重不足，只能在某种矿藏储量的“富源”地区首先进行开采。四川为西南资源的库藏，其矿产及林木除能直接补助国家的建设外，农产物还可辅助工业的发达。如四川的蔗糖若能再改进，再利用铁路交通，将四川的鬃、蔗糖、桐油、蚕丝等农产品运销全国其他市场；换取外资或机器用于开采矿产。
（三）农工产业协调发展，振兴旧有工业
孙中山说过：“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因而他根据近世文明及生活物质，将工业分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五种。在上述五种工业中，四川素以纺织业较发达，据《中国实业志》载：“四川的丝织业、造纸业等亦有相当的基础，在抗战前数年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产品的倾销，和对中国资本的输出，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等原因，致使四川手工业一度衰落。”但因技术的缺乏、财力的限制及交通运输的不便等原因，致使机械化工业的创设尤为困难，其建设也绝非短时间可咄嗟立办。但四川的棉织、丝织、印刷、服装等工业有几下几个特点：
1、设备简单，不一定要有国外新式工具与器材，即可从事生产。
2、规模小，可随时随地迅速设立。
3、单位分散，原料、人力可就地取给
4、生产方法简单，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如水、人力、兽力。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建议：“设缫丝所，采用新式机器；设制绸工场，受国家机关之监督，借用外资，受专门家之指挥，而其结果可使该物价廉省。” 四川的乐山为产丝大区；蓬溪、射洪、遂宁、三台、中江、广元等地为产棉区，若能组织农村剩余的劳力先进行小工业生产，试图从实践中训练技术人才，从工作中去改进技术问题，再逐渐扩大工厂规模。这样既可农产品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使衰萎的纺织业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其产品通过西南铁路系统销往各省，而逐渐欣欣向荣，倍受青睐。
（四）实施的局限性
孙中山建设四川的设想，继承了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成果并大大超过了他们，对近代中国开发四川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领土被割让，主权遭破坏。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政权交迭，在这样一个国弱民穷的社会局面下，建设四川所需的资金、劳力、机械等均为遥不可及之物，因而孙中山对四川的建设计划也仅仅是设想而己。孙中山在晚年也重新认识到:“中国实业之发展须待革命之成功”，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
此外，还有列强的不允许。近代中国是其半殖民地，它们力图把中国变为资本输出的市场，因此无偿借款给中国用于开发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签署不平等条约，将筑路、开矿、建厂等权益用于抵押以换取资金。根据资料统计:1894-1937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约为17.4亿美元，但在同一时期它们通过投资利润和借贷本息的形式却从中国掠夺了34.4亿美元。可见，在国弱民穷的环境下，想利用外资来“开发富源、振兴实业”，好梦难圆。而且，《实业计划》也不符合列强侵华的目的和利益。所以，欲利用国外贷款建设四川、开发西南乃至发展全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若要实现，难如登天。因而“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