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剧《蔡文姬》经演不衰的重要因素

舞台剧《蔡文姬》从1959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导演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9年—1963年间共出演了300多场，获得了观众的极大赞扬与喜爱，也是那一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场次最多的一个戏[①]。笔者认为，《蔡文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现象，虽然围绕这个舞台剧的导演、演员、舞美设计者等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汗水，但平心而论此剧剧本内容体现出的文艺民族化特征是其深受大众喜爱和经演不衰的重要因素。

谈到文艺作品的民族化问题，会有人说这是一个众说纷纭且复杂深奥的话题，但不论如何争辩，文艺民族化是不能不在作品中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特征的，它包括本民族特有的生活面貌、社会现象、风土人情，特有的气质心理和思想情感等等因素。如果一部作品能够通过文本现象层的展示，把握住民族的灵魂，摸准民族的脉搏，那么它就是一部充分民族化的作品。又有学者指出由于民族生活、民族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的吸收其他民族的特征，民族化的内容不会一成不变，但变化归变化，本民族的最具代表性与稳定性的元素还是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会一直保留下来甚至长久的熠熠闪光。##end##

“文化”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对它下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按照学术界通用的解释，文化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对于文化的结构，人们通常又大致分为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②]。而心态文化层是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等。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也是其核心内容，并糅合了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的综合体。舞台剧《蔡文姬》的演出本是在郭沫若创作的剧本《蔡文姬》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根据说明改动的地方并不多[③]。《蔡文姬》一剧有许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择其几点来谈。这个演出本的创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古典诗词的运用、大团圆的结局等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化特点。

一、历史题材与故事情节的民族化

凡是历史题材作品，都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加工而成。对于郭沫若创作的《蔡文姬》而言，它是一部严肃的“正剧”，这就意味着《蔡文姬》不可能像“戏说”型的历史剧那样具有充分的虚构性和娱乐性。“文姬归汉”可谓是中国民众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蔡文姬》中的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主要人物的性格思想都均于史有据。对于一个了解历史剧的读者来说，文学史上优秀的历史剧往往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各种时代生活，比如《赵氏孤儿》、《将相和》、《桃花扇》、《济金根》、《亨利四世》，它们表现出某个民族、国家一定时期人物特有的思想心理、审美情趣和社会历史面貌，《蔡文姬》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蔡文姬》从历史题材这个角度就打上了民族特色的烙印。

故事情节方面，蔡文姬在经历种种人生磨难后，被曹操赎回汉朝，回到自己的故乡，并同董祀结为夫妻，和儿女团聚，这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这又是与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一脉相承。剧中汉朝和匈奴两国“交欢罢兵戈”，这体现出爱好和平，民族和睦相处的思想精神。“大团圆”结局和追求和平和谐的思想内容，恰恰是中国人“中正平和”，以“和为贵”思想两个方面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注重和谐与中庸的，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独立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易传·系辞下》）。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天人合一、刚柔相济、和而不同、中和之美……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积淀，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蔡文姬最终回到汉朝，与儿女团聚，并组建了新的家庭，这是剧作的结局，完满而幸福，这是“和”之思想的体现。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体现中国人对幸福美满的人生追求，中国戏剧史上诸如《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等，大多用大团圆的结局表现中国人民的强烈爱憎和美好愿望，这是民族传统的使然，是儒家倡导的思想原则在文学上的实践。至于《蔡文姬》中汉朝与匈奴的友好建交及其象征——左贤王与董都尉结成的生死之交又是“和”的思想在民族国家上的反映。

再次，“文姬归汉”又有落叶归根、回到故乡这一层意义。毕竟蔡文姬是在与自己的祖国、家乡阔别了十二载后重又回家的，这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土乐天”，爱国爱家乡的特点。我们知道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国人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人们爱土、敬土、安土，同时中国人又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经历国家生死兴衰的人，常常会思乡、寻根、问祖，长期以来就形成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作为一名传统文人，蔡文姬更是无法例外。

二、人物形象：中华文化之魂的人物画像

说到中华民族文化，首先应该提及儒家思想，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其精髓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儒家思想一贯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其中具有突出地位的“仁”学理论既有“仁者爱人”的核心内涵，又包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原则，它几乎涵盖了一切美德。“仁者爱人”说的是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而爱人就要“推己及人”，从爱自己到爱父母兄弟，爱妻儿朋友，再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仁”的思想中除了爱人这一层意思外，还包括了众多道德标准和规范，比如义、礼、智、信、恭、宽、敏、惠、勇等等，这既属于“仁”的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蔡文姬》中众多人物身上都体现了儒家“仁”的特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共同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美好精神品质。

蔡文姬：伟大母爱的写照者

剧中，蔡文姬是一个善良、慈祥的女子。作为妻子，她与丈夫左贤王恩爱有加；作为母亲，她对儿女无时不刻的牵挂、疼爱；对于已逝的父亲蔡邕，蔡文姬无限追思、怀念；对于姨母赵四娘，蔡文姬十分体谅与信赖；至于胡汉两国的官员与下人，蔡文姬总是以礼相待，态度和善。《蔡文姬》一剧中最为感人的当属文姬对于儿女的爱，而这种慈母之爱在剧本中分量最重，也是整个剧本最为感人的部分，它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姬在南匈奴打算随曹操派来的专使回汉朝时，将与儿女诀别而难做决定时的痛苦经历；第二阶段是文姬回汉路经长安，在其父墓前因强烈思念儿女而哭诉，产生儿找娘，娘唤儿的感人梦境；第三阶段是文姬归汉八年后终于与儿女团圆时的喜极而悲之景。剧本在时间的推移与文姬情感发展的双线交织中水到渠成的表现了她的爱子之情。

蔡文姬在决定归汉时与一双儿女生离死别的痛苦经历令人肝肠寸断、刻骨铭心。剧本一开始，蔡文姬在归不归汉的问题上考虑了三天三夜不能合眼，自己的丈夫左贤王因爱子而不许胡儿胡女回汉朝，蔡文姬如果归汉就不得不与儿女分离，她的内心是悲痛矛盾的。剧中写到蔡文姬说：“没有母亲的儿女是很可怜的”，把儿女丢下“让娘一个人回去，这不是割下来娘的心头肉吗？”当左贤王和她商议回汉一事时，她说：“我把儿女丢下，你叫我怎么能够忍心呢？”。在这一幕中，蔡文姬的心情一直是沉郁、悲抑的，而且不停的“叹气、掩泪”。当自己的胡儿哭着恳求和妈妈一道回去时，她“眼泪涔涔”。蔡文姬的迟疑、犹豫、痛苦、泪水全都说明她难以割舍自己的骨肉。

第三幕中，蔡文姬因离开匈奴与儿女分离了，思儿心切，在父亲的墓前倾诉自己别子之痛，这一幕最能体现文姬对儿女的关爱。文姬独白到：“父亲，大家都睡了，我现在又来看你来了。你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孤诣地赎取我回来，这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我真不应该呵，我总是一心想念着我留在南匈奴的儿女。他们总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我的心。我离开他们已经一个月了，差不多每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总想在梦里看见他们一眼，但奇怪的是他们总不来入梦……爹爹，该不是孩子们生了病吧？该不是碰到什么灾害吧？该不是……唉，我真不敢想象呵，但我的心却一刻也不让我停止想象。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呵，饭也不想吃，觉也不能睡。象这样，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这一段独白把蔡文姬时刻牵挂儿女，为儿女担心、焦虑以致自责的心理清晰的表现出来了。文姬在对父亲倾诉后晕厥而进入了梦境，在梦境中她竟然梦见了赵四娘、胡儿胡女和自己在大雨滂沱的途中逃往故国，此场景十分感人，而其中胡儿找娘，文姬唤儿的辛酸景象更是震撼观众的心灵。

文姬与赵四娘在草原中艰苦赶路，赵四娘抱着胡女，因年老负重，失足倒地，脚受伤。远处有连呼“妈妈”之声，胡儿奔驰入场）

胡儿  妈妈，妈妈，妈妈，你们回去，怎么不带我去？（拥抱文姬）

文姬 （抚摩胡儿）呵，伊屠知牙师，你赶来了？你爹爹呢？

胡儿  我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我打了兔子回家，看见你和四姨婆不在，昭姬小妹也不在。我处处找你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回汉朝去了。我骑着马赶来，幸好把你们赶上了。妈，你为什么不告诉就走呢？

文姬  怕你爹爹知道啦，你爹爹是不肯放你走的。你现在来了就好了。四姨婆把脚跌坏了，赶快把你的马牵来，让她骑吧。

（忽然雷电震闪，大雨滂沱。四人挣扎着难以走动，艰难万状。文姬忽然昂头，怒目四向盘旋，放声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吗？苍天呵，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呵？！”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蔡文姬的梦境表现了她因思念儿女而百感交集、情感澎湃，内心世界犹如万马奔腾的情状，每一个读到此段落的人不会不因之而动容。

文姬归汉八年后，她的一双儿女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当她突然见到他们时，是“开始有些诧异，继而眼泪涌出”，“前进抚抱儿女”，“母子均喜极而流泪”，“余人见此情景，深受感动”，母子团聚的场景也反映出母子情深。剧本《蔡文姬》用如此多的笔墨来表现文姬因深爱子女而产生的痛苦、纠结、矛盾、惊喜的情感波澜来，既感人肺腑，又细致入微，没有强烈的对子女的爱是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情感体验的，这刻画出了一位具有慈母之爱的中国传统女性。

文姬得知董祀因与左贤王换剑赐袍并结为生死之交，归汉途中又对自己进行语重心长的劝导却被周进诬告并身陷莫须有的杀身之祸时，她挺身而出，不卑不亢地在曹操面前为董祀辩白鸣冤，从而体现出文姬正义、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来。

需要指出的是，文姬在董祀的开导下，终于能抛开儿女私情，以“天下的儿女为自己的儿女”、以“国事为重”，听尊曹操的安排继承父亲蔡邕的遗业撰修《续汉书》。这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集体思想使然，但这种思想消极的一面也是比较明显的，它强调了为群体、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轻视个体的利益，使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压抑个性，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给个人酿成悲剧。

曹操：儒学仁政思想的集中体现者

儒家思想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其仁政思想乃是“仁”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应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仁政、德政的政治思想。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言说的是用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理国家，统治者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主张统治者以仁义道德治国，施仁政于万民，爱民、利民、安民。此后，不断有儒者对仁政思想进行完善，以德王天下，以仁义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蔡文姬》一剧中曹操形象充分体现了仁义治国之思想。郭沫若在《蔡文姬》的序中明确指出“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④]而在剧中，曹操被郭沫若刻画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贤明君主形象，他的以德治国，爱民利民的政治功绩显而易见。

首先，剧中的主要事件——文姬归汉是在曹操的政治主张之下实现的。蔡文姬是汉末的才女，又是曹操的挚友——著名的文人蔡邕之女。文姬归汉说明曹操首先十分重情重义，其次非常爱惜人才。剧中曹操派专使，用重金隆重而正式的迎接文姬归汉不得不说明他对人才的重视。而文姬归汉，仅仅是一个个案，借用作者郭沫若的话来说，“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⑤] 看来曹操关心天下苍生，善于发掘人才，剧本借都尉董祀之口表现了曹操这一特点。

董祀  丞相告诉了我们：……朝廷正在广罗人才，力修文治。他说到你的父亲伯喈先生是天下名儒，可惜受屈衔冤而死。他也说到你是伯喈先生的孤女，你是博学多才的人。他说：你的才情不亚于班昭；班昭能够继承她父亲班彪的遗业，帮助她的哥哥班固撰成了《前汉书》，你也尽可以继承伯喈先生的遗业，参与《续汉书》的撰述……曹丞相是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他是看中了你的文才，才来接你回去的。

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怀抱着雄才大略的治国之心，想在国家的文治方面做出大的功绩，他大力发掘人才，为的也是国家民族的富强与繁荣。从爱惜才女蔡文姬，希望她回汉朝继承其父的遗业编撰《续汉书》这一点上我们看出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英明智慧。而郭沫若进一步指出曹操能够成功赎回蔡文姬，并不仅仅是靠重金与外交手段，从深层次看曹操之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⑥]的，从史实上来讲，郭沫若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剧中也指出文姬归汉时曹操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太平、进步的时代背景。剧中写到：

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三郡乌桓近年来骤然强盛了起来，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它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作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曹丞相才不能坐视，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乌桓荡平了。这不仅救了汉人，也救了匈奴人。十多万户被奴役的汉人被他救回来了，不少的匈奴人也被他解救了。他还使乌桓的侯王大人们受了他的感化，听从指挥，而今三郡乌桓的骑兵在曹丞相的麾下已经成为天下的劲旅。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是怎么也不能办到的。

看来，蔡文姬正是在曹操使汉朝逐渐稳定、太平并不断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而回故土的，没有曹操的政治实力作保障，蔡文姬不可能重返故国。而在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才能，看到一位政治家的伟大与贤明。从“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和平定三郡乌桓可以看出一个正直公正、为人民谋福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好君王来，曹操的安邦定国之举也是仁政之表现。

此外，剧作的第四幕，曹操在灯下鉴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不时的拍案叫绝，并与卞后、曹丕、周近品评谈诗，这说明曹操不仅慧眼识英才，而且他本身也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历史上的曹操本身就是东汉末年的大诗人、大文豪，这对于一名君主来说体现了他的才华与修养。

其次，儒家认为要实现仁政、德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统治者自身要注重德行修养。修身、正身的修养对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尤为重要，正可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蔡文姬》中的曹操是一位勤俭节约、知错就改、严于利己的政治家。曹操的节俭是史有记载的。《魏书》上记载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⑦]”剧中第四幕中曹操珍惜一条用了十年且打了好几个大补丁的被面的情节体现了他节俭朴素的品质。剧中曹操能够当机立断，执法如山。当他发现自己因轻信专使周进的一面之词而决定处置董祀，几乎错杀一位对国家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良臣时，他能及时纠正错误，马上废除自己的行令而重立圣旨提拔董祀，这一事实能说明曹操能够知错就改，赏罚分明，做到以德服人。而曹操在赎回蔡文姬一事上的外交原则是与匈奴友好协商，待之以礼，绝不威胁强迫，以免损伤两国友谊，这也充分说明曹操是仁义之君，行的是仁义之举。

另外在次要人物身上我们也能发现传统美德的光亮。如左贤王豁达豪放、重义气的英雄气概；赵四娘深明大义，主动承担为文姬抚育子女的重任；董祀既能身体力行曹操的民族和睦政策，又能诚敬谦和地劝导文姬；曹丕的聪明智慧和与人为善，不动声色地为文姬创造了辨冤的有利条件；卞后的体贴温存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呼厨泉单于的老王本色融威严、慈祥于一体；侍琴、侍书两个婢女，竟敢在曹操面前挺身而出，直言作证；就连年幼的伊屠知牙师，也有多么想看看黄河、长江和东岳泰山的远志豪情！如此众多的使中国人民一见如故的美好道德品质，也是这出戏使人喜爱的缘故。

需要强调的是，蔡文姬诗人的身份，包括曹操、曹丕等人物也在剧中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身份的一面，这也是颇具民族特点的。我们知道，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化中占了很突出的地位。几千年来，中国的历代诗人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的艺术财富，它们也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咀嚼不尽的精华，因此无数著名的诗人被人们所爱戴与追怀。《蔡文姬》中出现了古代诗人的形象以及古典诗歌，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闪光之处。剧中引用了《胡笳十八拍》诗中的第12、13、17、18首，使剧作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与情感性，再加上这几首胡笳诗又是以独唱、伴唱以及歌舞表演的形式出现在剧情之中，使整个剧作洋溢着音乐美和诗情画意之感，这又是与中国传统文艺富有诗性色彩，中国古典诗词善于表达人的曲折心理，揭示人的丰富复杂感情世界紧密相连的。

总之，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的开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展现、大团圆的结尾模式以及剧作诗意风格的追求，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政治思想、美学思想，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因此舞台剧《蔡文姬》能够长期受观众的喜爱是情理之中之事，虽然《蔡》剧在诞生后的几十年里因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等因素而经历了多次修改，但上文所述的四大民族化的特征却基本未变，这也是该剧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另外此剧的导演焦菊隐先生在1950年代倡导话剧民族化，使《蔡》剧创造性的吸收了中国戏曲的导、表演方法，增强了此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且《蔡》剧还成功吸取了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美术等手段，使该剧的演出绚丽多彩，形成了强烈的民族风格，此后几个版本的《蔡文姬》舞台剧都因袭了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的指导原则。因此，舞台剧《蔡文姬》从剧本到表演形式上都带有民族化的色彩，它成为经典之作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