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极全球议题的讨论
媒体议程过滤后的北极形象无疑也将更深度地影响到公众对于这片土地真实图景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极在地理学上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审视“媒介再现”这个经典新闻传播研究命题的典型性样本。因为北极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公众对于北极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报道。
从上述研究进展梳理可以看出，对于北极报道的研究在新闻传播知识生产谱系里是重度缺席的。首先，需要明确，北极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它涉及到了环境问题在学术研究上的讨论。在西方文化中，自然是被人类利用，开采和探索的对象。而北极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康德“人类理性为大自然立法”，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人作为可以看出北极地区也是处于人类繁多的条约和法律条文下，媒体，政府政策或者国际机构成了北极的代言人。2005年美国拒不签署旨在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甚至拒绝谈减排。2013年的巨幕电影“到北极去”和2012年的“逐冰之旅”的拍摄中向公众展示了北极作为气候变化的最前线，它正在变化，而这个变化关乎着人类共同命运。“气候变化正在破坏我们的环境，正在侵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狩猎文化基于寒冷，我们希望保持寒冷。”即便如此新闻报道也有报道气候变化产生的好处，比如能带来新的经济机会。
北极的报道是通过各利益集团进行议程设置。可以看出，如何建构新闻事实也受各国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北极报道具有文化属性。随着北极圈外各国越来越多参与北极事务，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比如中国，韩国和日本也纷纷出台关于北极的立场和主张，北极圈的国际媒体如何报道“外来者”的加入也体现了国际媒体是怎样通过选择性的事实来反映国家的立场和主张。从历史来看，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强加给我们的权力模式中推断出来的。
（二）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认知
在图1中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和北极的关联，气候变化是引发北极问题以及媒体关注的导火索。尽管世界各地科学家和科学机构之间达成了压倒性的一致意见就是目前正在发生气候变化的诱因是人类活动，但大多数公众都是从媒体了解北极和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发现，对于气候变化的各种观点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政治家和公众一直怀疑其有效性。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议员詹姆士·英霍夫（Jim Inhofe）说：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并将总是处于变化中。关于气候变化的骗局是有些自大的人总认为人类强大到可以改变气候，事实上，人类并不能改变气候。媒体对科学问题的报道并不直接反映科学辩论和话语的真实，而是属于复杂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是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媒体和新闻规范和惯例之间的互动。 媒体加剧了科学与公众间的分离，研究发现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大部分美国人不依赖于科学解读作为其参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而对人类是否成为让地球变暖的主因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上。美国人的认知中有关北极的形象总是和气候变化密不可分，媒体研究表明美国公众普遍会将冰和北极熊与将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另一项研究表明，北极熊的图像在气候变化传播中起到一定作用。媒体的报道人们抵达北极点成为了竞争性事件，把北极描绘成等待世界政府的一个竞技场。可见，媒体仍然是影响公众认知北极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北极报道研究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北极事务上一直所处的边缘化位置。这一状况也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相类似。中国作为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北极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这些影响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因而开展北极科学考察对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2013年度中国极地考察报告 。客观、准确报道北极的现状，表明中国对北极的态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因此，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提出是什么引发了这些不一样的媒体态度？这不仅仅只局限于探讨关于北极议题的新闻生产本身那么简单。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不同的政治主体在北极事务上的利益分歧、诉求是如何体现在媒体有关北极环境问题的报道上。并进一步对北极全球化效应以及北极对全球环境的意义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媒体如何更好开展北极问题报道提供策略与建议，并尝试分析不同国际媒体是否能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报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