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将“学业帮扶”这一高校学生工作真正提升到“机制”的高度，可以追溯到十年前。范彬（2009）和芦王英（2011）都阐述了高校扩招、学业困难学生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并分析了形成的具体原因，进而提出了建立学业后进生帮扶体制的思路。关于“学业帮扶机制”的含义，正如蒋君毅（2015）的阐述，主要是面向学业困难学生采取注重教育、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综合举措，并通过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构建面向学业困难学生的帮扶机制。十年间学者们通过掌握学业困难学生群体的具体类型，发掘可以实施帮扶的主要力量，探索学业帮扶的各项工作环节，进而完善学业帮扶机制研究。
（一）学业困难学生的研究出发点
国内学业困难学生的研究出发点最早集中在特定学科背景下的学困生群体上。范彬（2009）、芦王英（2011）和王世英（2011）先后分别探讨了工学类、医学院和高职院校英语学业后进生的具体情况和形成原因，并对相应的学业帮扶措施和机制进行了研究。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学业困难学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包含年级、困难类型、学科和生源四个方面。荆宝坤（2015）基于大一新生学业困难的成因，提出帮扶对策的研究。在学生困难类型上，戴吉（2013）针对“三困生”开展帮扶机制研究，“三困生”即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心理困惑的学生，是在大学精英教育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轨的背景下，伴随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形成的特殊的困难群体。冯碧芳（2013）也提出了学业生活“双困生”的概念。在学生背景上，王秀梅（2018）研究了特殊类型招生学生的学业帮扶实践工作；李明立（2018）探索了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帮扶模式。张建（2018）首次提出了针对“95”后大学生学业困难的指导和帮扶，通过分析“95”后大学生的特点，把握关键时间点，探索多方面开展学业帮扶的途径。
（二）学业帮扶支撑力量的研究
关于学业帮扶支撑力量，夏涛（2012）较早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学困生”帮扶体系，由学院领导、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任课教师、学生干部以及“学困生”家长组成。此后的研究者从更具体的学业帮扶力量出发，探索针对学业困难学生的帮扶措施。唐星星（2014）将“党员朋辈”这一群体概念引入到学困生帮扶体系中，并探究其意义和操作路径。胡方媛（2016）和陈玉平（2017）都探讨了高校学生党员对学业困难学生进行学业帮扶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周妍（2015）、曹娜（2016）和黎春虹（2018）则对高校辅导员帮扶学业困难学生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进行了探索研究。
（三）学业帮扶运行机制的研究
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高校学业困难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研究者们不断探索学业帮扶的运行机制。周伟辉（2013）阐述了浙江大学求是学院蓝田学园探索和构建学业困难学生分级预警机制，建立分级学业困难学生档案，把学业指导工作提前，针对预警学生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张晶华（2017）提到的学业风险管理、陆毅华提到的本科生学业预警帮扶系统以及洪筱提到的大数据视角下学业评价——警示——帮扶机制，也是针对基于学业预警制度建立学业帮扶机制的研究。周妍（2015）阐述的曲线帮扶模式和周慧莲（2016）的研究都是建立长时间完整的帮扶体系，通过针对学业困难学生开展全面的心理建设，帮助学业困难学生增强学习意识。曹娜（2016）和黎春虹（2018）阐述的辅导员基于焦点解决模式帮扶学业困难学生，也是从心理层面出发帮扶学业困难学生的措施。这种帮扶机制有利于助力学困生提升学习信心，但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学困生作用仍有局限性。
张建（2015）提出了“一二三四”立体式帮扶机制，可以概括为坚持“一管到底”的原则；遵守预警谈话与家校联系两个制度；建设宿舍文明建设、组建“虚拟班级” 和学业预警学生档案库三个阵地；实行导师导生制、创新学业辅导法、加强学风教育、动态调研学风状况四项举措。这种机制初步明确了学业帮扶的责任制度和重要环节，但也存在对学业困难学生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够强的局限。
从学业帮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与辅导员和家长等帮扶力量相比，朋辈力量在对学业困难学生的帮扶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朋辈与学业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更为贴近，更了解学业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实施具体有效的帮扶措施；并且，朋辈与学业困难学生的心理距离更近，在沟通交流方面更加畅通无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业困难学生避免了来自师长的心理压力；此外，优秀的朋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业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帮助学业困难学生增强学习意识。所以，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学生改善学业困难现状，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需要进一步对朋辈教育视角下的学业帮扶机制进行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