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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入梦的钥匙
 
更新日期:2019-12-23   来源:浙江学刊   浏览次数:189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在克莱默的小说里,电脑经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把梦和野兽看作探索人性奥秘的两把钥匙,谢里特克(SherryTurkle)在此基

 
在克莱默的小说里,电脑经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把梦和野兽看作探索人性奥秘的两把钥匙,谢里·特克(Sherry Turkle)在此基础上提出电脑是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把钥匙,安德鲁·西克(Andrew Sick)由此对梦与电脑、赛博空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正如梦工厂通过浓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手段协助主体躲避内在道德规范的监察并在经过编码的显梦里满足其本能的冲动欲望,赛博空间里可被无限重组的虚拟身份(Avatar)也是一种满足欲望的表征,而电脑和赛博空间则是与梦相类似的编码机器,因此赛博女性主义“也许能够揭露女性主义的隐梦”。在《沙塔敌托邦》和《我可以走了吗》里,电脑和互联网给予女主人公们的帮助不仅凸显着当代女性与信息科技的亲密关系,更折射出她们在现实人生中遭遇的女性主体身份焦虑和父权制下潜在的社会危机。
在现实空间里,她们同时面临着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困窘,并都使用敌托邦一词来形容她们身处的世界。《沙塔敌托邦》中的“你”早年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现在生活的重心就是孩子,他们“眼睛紧盯着你。我们在这儿,快来陪我们玩”。在“你”为家庭琐事焦头烂额之际,外面的世界也不太平,官方防灾情报的延误可能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我可以走了吗?》的“我”也是一名家庭主妇,时常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一次“我”未经他同意把一只小猫带回家,最后还是通过“大喊大叫并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才得以把它留下。“我”们生活在“建立在监狱之上的乌托邦”里,政府为了白人提供工作岗位把黑人贫民关进了大牢,社会经济的运行依靠监狱制度来持续。另一方面,这个极权国家建立了严密的生物监控系统,整个社会就是一所监狱。大自然也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千疮百孔,“我”家附近的小山坡被废弃玻璃瓶填满,“看起来就像是用褐的、蓝的、绿的、白的玻璃造出来的”。
女主人公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身份危机,以及自然灾害、极权主义、政府黑幕和环境破环等外部危机同出一源,即男性话语的统治和女性话语的缺席。在《沙塔敌托邦》里,防灾工作人员的失误由身为家庭主妇的“你”所弥补,一个女性退居家庭或无法担任要职的社会很有可能运作不良。在《我可以走了吗?》里,维护极权国家秩序的是一群缺乏耐心、无法沟通的男人。逮捕“我”的“友好警官”行事粗暴,对他“米兰达权利都不管用”(Cramer Am I ),狱警也会理直气壮地说“你被捕了就证明你有罪”(Cramer Am I )。更为讽刺的是,丈夫找不到“我”就把警察领进门,暴露了“我”的黑客事业并连累“我”入狱。女性在社会上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友好警官”的女搭档就一直备受前者压制,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女性工作人员也对警方无可奈何。
在克莱默笔下,科技是扭转这些局面的关键,家庭主妇的字眼和电脑的意象总是相伴出现,她用敌托邦式的现实空间引出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赛博空间。凭借电脑,《沙塔敌托邦》里的“你”先于专业人士准确地预测飓风的发展趋势,在互联网上组织和动员专家,无偿提供灾情资讯和防灾建议,成为“绝望里的一束光”。“你”从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化身来自赛博空间的救世主,可见电脑让在社会建设中缺席许久的女性得以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自我价值。《我可以走了吗?》中的“我”是一位以程序为武器、剑指现实问题的黑客。“我”入侵极权政府监控系统,挖掘监狱私有化黑幕,发起信息自由法案,还因此解救了被军事公司骗进监狱做战场后备军的孩童。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我”首先对已被破环的进行疗愈,带领孩子清理掉山坡上的玻璃碎片,“治愈了那片山坡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后来在慌忙躲避警察之时得以赤脚走在草地上。“我”还运用科技革新了生态系统:庭院里经过基因改造真菌的既可以形成无线网络场、又能够充当数据储存媒介,既是自然的、又是“我”入侵政府监控系统的重要技术设备。女性被寄予了修复父权制社会对自然的伤害以及重塑生态平衡的希望,这无疑也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一次和谐对话。
女性与电脑的亲缘关系源远流长。在追溯爱达·勒芙蕾丝(Ada Lovelace)等女性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的决定性地位时,普朗特发现“电脑脱胎自编织的历史,编织的工序则一向被认为是女性工作的精髓”。电脑不仅“一直朝着自动化运作的抽象机械性发展”,而且使一种去中心化的控制成为现实,此后“人和机器都是作为控制和通讯系统的控制论系统的一部分”。在克莱默笔下,赛博空间是终结支配关系、实现去中心化的乌托邦,电脑是进入这片应允之地的钥匙,在其上活动的当代女性不为官僚机构负责,无需听从权威的命令,行动全凭良知驱动。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曾指出,许多科幻作品是非常反女性主义的,国内学者谷红丽对此表示认同:“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用女性的声音和体验去写科幻小说的女性作家。在人们的意识中,女性似乎与科技无缘、与太空无缘、与幻想无缘”。克莱默的小说体现了女性作家在科幻作品创作上的独特视角,把科幻类型小说的特点和女性主义声音结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当代女性在没有层级关系的赛博空间里大展拳脚、改变世界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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