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将“情感”置于文学审美与精神内核之首，认为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 “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正是以“情感”为主干，梁启超将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五种表情分法，分别为“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这样的诗歌分类与分析研究为中国诗论的一次首创。其后，梁启超从历代诗人中拈出三位诗人，屈原、陶渊明、杜甫，以《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之文艺及其人格》专题研究文章多层面阐释了三位诗人的诗学价值，“情感”价值为研究的第一要义。
对于屈原这一中国诗人之宗，梁启超认为“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点。”“对于社会的同情心既如此其富，同情心刺激最烈苦，当然是祖国，”“他的情感极锐敏，别人感不着的苦痛，到他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 梁启超从“情感”的角度解读屈原的人生与诗歌，提出对屈原的研究应当以自杀为始发点，因为屈原生命终结的自我选择正是“情感”浓度到极致的体现，当屈原的爱国情感到达沸点却遭遇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冰点，为玉碎而不为瓦全则是屈原必然的生命走向。屈原诗歌中的“独立不迁”正是出自于诗人的极致性的情感特质。梁启超曾在“新民”说论及发展个性时借用《中庸》“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的说法, 称为“尽性主义”, 认为只有尽性主义的人才有能力将个人禀赋发挥到极致，现代中国就是需要尽性主义的现代新民，他倡导“今日第一要紧的, 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 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屈原就是情感个性上达到尽性主义最彻底的人，屈原的文艺人格与诗歌成就也正是造就于这种尽性主义。
在论杜甫时，梁启超更是直接为之冠名为“情圣”。“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对杜甫之用情，梁启超特意绕开前人常下的“忠君爱国”主流结论，将研究笔墨着力在杜甫“情感”的写实之真上面。他将杜甫写自己生平的《述怀》、《奉先咏怀》、《北征》、《彭衙行》、《同谷七歌》等诗归拢梳理，并自创地称之为“半写实派”，评价这类杜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真即是美”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名篇《三吏》、《三别》、《后出塞》、《又呈吴郎》、《遭田父饮泥》等诗正是得力于其写情的独到，杜甫之用情不同于别情，在于“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并且，“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情绪”。可见，梁启超读杜甫是从“情感”之眼始发读出杜诗独特的激越而精当的审美意韵和千钧笔力。
梁启超对三位诗人的研究以陶渊明研究着力最多，著有专著《陶渊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为其中重要篇章。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评价陶诗“真古”、“质直”，奠定了陶诗研究平易冲淡的主要基调，此后的文论家渐渐意识到陶渊明归隐的精神价值与其开创田园诗的诗学价值，终是没有脱出对其淡味的诗学认识。梁启超的陶渊明研究，注重其文艺品格，尤其解读出了陶渊明性情的三个层面，一是豪气，二是多情，三是严正，其中前二者更多地折射出诗人的情感属性。从《拟古》、《杂诗》、《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的分析研究，梁启超认为研究陶渊明“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从《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移居篇》、《停云》、《闲情赋》等描写亲情友情男女之情的诗篇中，梁启超读出研究陶渊明“第二须知他是一个缠绵悱恻多情的人。” 梁启超以豪气与多情分析出一个不仅不淡反而粘稠热烈的陶渊明，冲淡是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形式表征，“情感”才是其文艺品格和诗歌风貌的内核。
无论是早期倡导诗界革命，还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导新小说，梁启超的文艺观始终都有显著的以文艺救国和以文艺育人的社会功用思想。晚期的中国诗学研究，以回归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的姿态，标举“情感”为艺术教育的首要通道，明确提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拿住了。”这一思想路径，在中国古以有之。孔子最早提出“诗教”的文艺思想，提倡“温柔温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尽善尽美”的诗歌，主张诗歌应当激发人中和的审美情感。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在“诗言志”的路数之外，把中国诗歌缘情的本质特征彰显出来。明代汤显祖将“情”字推向古典诗学的高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汤显祖对“诗言志”进行了重新阐发，“志也者，情也。”汤显祖认为诗歌并无言志与缘情两说，而是情志合一，这一即情。梁启超诗学研究对象为中国古典诗人与古典诗歌，他的“情感”教育并非是以上传统诗论与诗教的简单延续，他的诗论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阵痛时期产生的，诗歌的抒情性、审美性、艺术性这些仅仅文学内部的特征远远不是其诗学研究的诉求，以文育人，才是其诗学研究的师外功夫。育人，不是培育与传统如出一辙的旧人，而是要育出“新民”，“知、情、意三部分”皆圆满发达的“现代人”。“现代人”所具有的首先就应当是现代性的“情感”，这些“情感”的最佳培育土壤即艺术，中国古典诗歌恰恰是中国艺术长河之中最为源远流长的一支，梁启超正是以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回归姿态将国民教育向现代的前方推进。
梁启超同时代的教育先行家蔡元培明确提出“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梁启超是这一教育观念的身体力行者，从他对三位诗人研究的“情感”标举，不仅可以看出梁启超诗学范畴的研究路径，同时成为梁启超现代美育思想的第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