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列车》展开了一段去向异国的旅程，串联出“我”从慕尼黑—威尼斯—罗马—梵蒂冈又重回慕尼黑的行止，这次旅程始于异国也终于异国，“我”经历的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位移，作者在细枝末节的饮食、礼仪与服饰书写中暗示了两个异乡者在他国所经历的文化漂泊。
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在记忆的传承过程中，文化记忆建立在外部媒介的基础上使记忆保持稳定，诸如文物、图像和仪式等物质符号能够使代际间的回忆变得稳固，在种种媒介中，具有民族属性与地域属性的食物是一种有温度的文化符号。饮食中包含着一个族群的特定文化记忆，食物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介质，而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被赋予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饮食在郭楠的笔下也是花样百出，餐厅方位、餐桌布置、食物口味无不暗含着作者的巧妙心思，《强奸》里一碗小馄饨融化了王峰事业与爱情上的失意、《理查德》中以理查德对中餐的喜爱写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同，而《海上列车》里的食物较起前作而言涵义更为丰厚。饮食书写在《海上列车》中有两个作用：其一作文化记忆的符号，其二能观测人心。曾丹在意大利生活了几年，她可以大口吃生的腌肉肠，而“我”却吃得很慢；曾丹带来的意式点心让“我”感觉特别腻，而“我”带给曾丹的藕条和酸豆角深受她喜爱；旅途过程中曾丹不止一次地提出怀念中餐的味道，可以看出曾丹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但是中国食物对于她而言已经是味觉系统形成的习惯，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曾丹在国外借“故乡的食物”回忆特定时空，以味觉记忆来建构地域身份，暗示着曾丹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同。“我”也是一个异乡者，曾丹离开的是故国，“我”离开的是大陆。作者同样在饮食描写中下足了功夫，一份糖水也暗含玄机。那是曾丹招待“我们”夫妇的一份糖水，那糖水“我”吃了一口便不吃了，“我”的丈夫却都吃完了，对待糖水的态度差异所反映出的是爱好、口味的区别，也是文化上的差别。糖水属于粤菜系，是两广及港澳的饮食特色，在文中象征香港的饮食文化，饮食差异隐喻着“我”与香港文化之间的隔膜，作者对一个极小的细节的处理让人看到饮食书写背后的丰厚内涵，这是郭楠创作中独具匠心的地方。
不仅是饮食，礼仪、规矩作为一套特殊的习惯，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看似自然流露出的风度礼节实际上有深重的文化沉淀。在此次异国之旅中，“我”做出了很多在曾丹口中不合意大利规矩的事情，比如与一条狗合照、合吃一份食物、一边走一边吃、在酒店房间用食等等，但曾丹所确立的意大利礼仪被自己一一瓦解，她在酒店用食、也边走边吃，并没有服务生如她所言主动加水，也没有绅士帮忙提行李，这些规矩都借曾丹之口说出，但是意大利的规矩却不见得如她所说的刻板。曾丹极力想要在意大利寻求归属感，但她言行不一的矛盾行为还是体现出了文化间的隔膜。
一个服装系统是一组涉及阶级、年龄、性别、时间和地点的命题，文学作品中描写服装有塑造人物心理、展现人物身份地位的作用，从《海上列车》的服饰描写中不仅能窥见人物心理，且服饰成为了文化的物质载体，有丰厚的表征意蕴。去往意大利前，“我”特意挑选了PRADA的球鞋与GUCCI的包，首先，它们作为地域文化的符号，暗示“我”对意大利潮流文化的熟悉；其次，这些服饰能显示出自己的经济状况，曾丹对我的穿着冷嘲热讽，暗示出她的生活并不十分宽裕。返观曾丹的几次穿着，在中国时曾丹的衣着有中式女郎的风韵，小盘扣、中式半袖，她的中国男友送给她的是中国结、龙凤镯、中式玉坠，但是在曾丹决定嫁给意大利人后，她的穿着又恢复戴着黑眼镜、身着宽大黑衣服的朴素装扮。装扮成东方美人的曾丹身处国内在工作、感情上都颇有成就，而后来到意大利的穿着却毫无意大利特色，也失去了中式光彩，暗示着曾丹既不能融入当地，又回不到祖国的现实。
张定浩在定义城市小说时提出“唯有游客和异乡人，才迫不及待地通过醒目的商业地标和强烈的文化冲突感知城市的存在，对那些长久定居于此的人来说，城市在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细枝末节里”，《海上列车》通过饮食、礼仪、服饰这些象征符号，表现出了“我”与曾丹在文化认同上的困难与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包含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我”远离家乡去往香港、曾丹远离家国去往意大利，她们都陷入极力融入当地又被当地无形排斥的境遇中，在文化上处于在而不属于的漂泊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