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品三生于1823年，卒于1890，籍贯为江苏南汇人。根据记载，黄品三“无书不读，学问渊深”，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且曾经研究和笃信佛老之学，后在传教士高乐福（Rev Tarleton Perry Crawford）夫妻影响下于1855年改信基督教，并由晏玛太（Rev Matthew Tyson Yates）施浸礼。1857年被按立为执事，先后协助高乐福、晏玛太处理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信会堂教务。187年黄品三被教会正式按立为牧师，成为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信会堂的第一位华人牧师。此后黄品三在教会牧养三十三年，直到1890年逝世，“以微疾殁，享年六十又八”。梳理黄品三的生平可知，其起初是高乐福夫人创办的女子小学的中文教师并最终成为老北们第一浸信会堂的牧师。从这一人生历程来看，黄品三并没有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进行实践，据现有资料记载，“黄品三壮年弃举子”。就传统社会的观点来看，黄品三属于边缘知识分子。如若将黄置于其它的时代背景当中，放弃科举则意味着退出仕途，只能归隐山林，游走江湖。但正因其身处19世纪基督教来华的特殊处境下，才会开辟出一条与传统失意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依此角度观察，就会明白19世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彼时中外互动的联系更加密切，时代的剧变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世俗生活上提供了新的生存道路。同时也要注意，黄品三受洗皈依时整个中国虽有趋西倾向，但此倾向并不明显，故黄品三的选择在时人看来是不入流的，黄品三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担心可以说明，他写道：“余思此事（皈依）当语于家人，惟恐其疑余为狂，于是先将浅近而动听者，如约拿约伯以士帖记……与家人耳熟，不以为怪矣”。同时也可以从早期教会的华人信徒构成看出一二。据统计，直到19世纪中叶，即黄品三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大部分新教皈依者依然都是贫苦的农民、街头小贩或者离家的劳工，几乎都处于社会底层。其实不仅仅是黄品三，即使那些后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梁发、王韬等在当时也并不受人瞩目，反而更加生活困苦，处处遭受压迫。比如1834年梁发在广州乡试考场外散发传教布道的小书时被清政府逮捕，并且被巡抚认定为“卖国之人”，由于小马礼逊（马儒翰）和裨治文出手相救才得以幸免于难。王韬虽然考取秀才，但在1848年迫于生计加入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并且在1862年因躲避清廷逮捕而逃亡香港。故将华人精英基督徒放在彼时的社会背景下观察，其仍处在边缘知识分子的位置，不但没有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的尊重，反而遭受更多的非议。早期华人基督徒的困境在马礼逊译述屈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马礼逊记载屈昂的妻子在屈昂早起祈祷时嘲笑屈昂并说屈昂的祈祷一点用都没有。同时梁发也记载了他同英华书院的另一名刻工亚信的谈话，当亚信将亚茂的死讯告诉梁发之后，梁发对亚信说：“尔亦听了福道七、八年，在书院内各样的圣书道理，尔亦听过，若尔不肯信从，尔之罪过更大。”亚信曰：“我亦系怕人笑系，叫我不去拜各样菩萨，越发多人笑我”。从梁发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是长期对基督教耳濡目染的华人，也对基督教避而远之。由此可以想见早期华人基督徒的尴尬处境了。
上文的论述已经揭示出黄品三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两难处境，其虽自幼读书，但没有进入仕途，此为第一难；其选择成为传教士兴办的女子小学的教师并最终受洗成为基督徒，而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另类，此为第二难。同时正是这两难的处境使其具有了两重的身份，一是传统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一是传教士宣传基督教的得力助手。对于第一重身份，上文已经进行了解读，下面将继续解读黄品三的第二重身份。
19世纪初期，由于新教传教士刚刚来华，并不懂汉语，同时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勾连交错，使得传教士必须依靠有知识的华人才能更好地传播福音事业。依此视角观察彼时布道事业，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天然地占据着中心的地位。早在马礼逊来华之前，华人容三德就曾帮助他学习汉语，在马礼逊来华之后，容三德也曾负责马礼逊的生活起居。容三德是近代著名华人基督徒容闳的祖辈。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的刻工之一何亚新是何进善的父亲，而何进善是近代香港著名人士何启的父亲。将上述普通血缘关系放在19世纪东西之争的大背景下理解似乎其意蕴更加悠长。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华人基督徒中，对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产生最大影响的似乎莫过于梁发了，因其撰写的《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产生重要影响，遂促使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正如部分学者所说：“《劝世良言》体现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洪秀全，促使洪秀全成立拜上帝教并进行反清活动”。其他著名的华人基督徒也都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已有详细研究，笔者不再赘述。但似乎涉及到黄品三，还有与其他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黄品三不仅仅是华人基督徒，同时也是牧师，自受洗皈依后，黄品三“勤勤恳恳，忠于其职，数十年如一日”，在教会牧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华人基督教史词典》记载，黄品三受洗之后鼎力相助晏马太牧师处理教会事务，并且在晏马太牧师牧师休息疗养期间承担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信会堂也是由晏马太和黄品三两位牧师带动其他信徒募捐而建，该堂设有一个浸礼池，还有一个五百磅重的大钟，是华东地区第一家浸信会的教堂，黄品三在此牧养教会二十三年。在他的努力下，基督教信仰传播迅速，从上海直扩展到昆山、苏州、镇江等地。由此可见，黄品三在上海老北们第一浸信会的社会关系中处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黄品三曾直接参与到新教传教士著名的“译名之争”中，他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来论述“译名之争”中“上帝”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同时有资料记载，“黄品三资高望重，为上海教会之领袖”，在黄品三“入殡之日，执拂者二百余人，皆为之垂泪”，由此可见黄品三地位的重要与深得教民之爱戴。这点同样也可以从教民对黄品三的评价中看出，评价有五点，“一曰师乃中国最上流，复为多才多艺之人；二曰师乃上海浸会首实之果，纯由天授，非人力也；三曰师未入教之先，详语家人，使共知奉教之要，不阻碍其进行；四曰师未居牧职之前，传道十余年，自食其力，不受教会分文薪水；五曰师在教三十四年，无一日不以干犯上帝之法律为惧，临深履薄，比会子之受身尤谨。凡兹五者，皆师之所以垂训后人也”。
显而易见，作为知识分子，虽然放弃了仕途，但黄品三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最大程度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从中国传统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到成为布道事业的中心辅助力量，黄品三的人生经历本身似乎就昭示着彼时中西新旧之间的巨大张力，同时也体现着清末中国社会阶层的多元以及传统社会阶层构造的逐渐解体。更深层次上讲，黄品三等华人精英基督徒的出现，实际是清末东西方文明互动的结果，黄品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较好的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同时又接触了西学和西教，因而他们天然地成为了19世纪沟通中西方文明的桥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经常体现出东西方文明杂糅的特点，例如在黄品三的自述和著作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经常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描述基督教的神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