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品三社会地位和个人信仰的双重转变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想深刻理解这一转变的原因，必须将其置放到近代中国大变动的纵横框架之中方可解读。
19世纪的中国虽然急剧变动，但在急剧变动的外表下仍然隐藏着一条和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线索，即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仍是知识分子。换言之，19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仍未溢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怀和掌握的范畴。诚如罗志田先生所讲：“晚清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历史知识，素所储备，故尚能得力。”然与过去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内部却呈现出“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所谓“正统衰落”是指传统的儒林正宗开始受到彼时知识分子的嫌弃，将其视为旧社会的代表而加以批判。这一过程到19世纪末已然非常明显，如严复在1895年就对中国传统的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进行批判，指出这些学问没什么用处，都应该束之高阁（For the time being they should all be put away on a high shelf）。其批判旧学实际也是在批判传统社会的正统知识分子。“边缘上升”则是指原来不受儒林正宗重视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提高。到19世纪末期，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等人皆已离世，传统知识分子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发动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加速了“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转移过程。
日益明显的“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不断强化着国人对西学的推崇，正如梁启超在1891年所言：“稍知西学，则遵奉太过，而化为西人”。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据统计，从1877年到1889年，华人基督徒的人数从13305人增长到了37287人。随着华人基督徒人数的增多，黄品三等人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但也应该注意到，西学的广泛传播带来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客观影响并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观意愿，康有为主张建立儒教以应对基督教的冲击便能充分说明此点。中国知识分子对异教的提防源远流长，其根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王制》就明确记载：“修其教不易其俗”。大概中国知识分子深知文化征服的利害，故可以学习西方的器物和制度，但在教化层面是绝不会妥协的。吊诡的是，康有为等虽然反对基督教，却一直在宣扬西学，似乎在他看来西学和西教并非同源，亦未同行，这种看法和传教士关于西学西教关系的看法截然相反。
虽然在19世纪的趋西大潮中，黄品三与其他基督徒一道搭乘基督教这条大船。但要清醒地认识到，黄品三并非始终和其他的华人精英基督徒一路同行。黄品三受洗以后安心牧养教会，并未过多地参与西学的传播以及后来的革命中，这和黄品三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有关，他着眼的只是个人命运的悲惨，并非想要改造当时的社会和旧中国。黄品三皈依基督教主要是因为他对佛老之学在解释其悲惨境遇时感到困惑，这从黄品三的自述中可以看出。道光二十五年，黄品三和同窗起集三元会，各会“香花供奉，礼忏持齐，求福田利泽”，然而三年后却发生了哀鸿载道的饥荒。黄品三因此“劝同社诸君以会费助赈，以为神若有灵比以此为是也“，然而不久之后黄品三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却相继去世。这一事件不但在个人情感上给黄品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在信仰层面上让他产生了困惑，黄品三不禁发问：“甚不解天之报施善人，究何如也”。黄品三行善却遭恶报的经历使得他对佛老之学产生了巨大的疑问，随即他便将目光转向了基督教。与佛老之学的“因果报应”论相比，就黄品三的人生境遇而言，基督教强调“原罪”的神学思想似乎更能提供有力的解释。黄品三在阅览《新约》之后对高第丕说：“诚善书也”，高问之：“何以知其善”，黄答道：“余观书中大旨在于改善崇恶，与吾心契合，是以善之”，高回答道：“恐未必然也，凡居暗室者，有语之曰，室中有蛇蝎蝮螫之害，君宜速迁。彼必不信，因居于暗室也。若以为火烛之，显诸毒害，其必奔走而恐后矣。今有罪恶居于尔心，而不自知，若有道义之光烛而明之，亦将趋避而悔改矣”。高第丕将人心比喻成暗室，将蛇蝎之害比喻成人的罪恶，他告诉黄品三应该向独一真神追求真光，只有这样才能“以明心性”。高第丕的回答正好解决了黄品三的困惑，黄品三不解为何行善却遭恶报，高指出实际黄的内心仍有恶却不自知。就神学层面而言，高第丕的解释实际是基督教原罪思想在黄品三个人境遇上的具体表达，是基督教原罪论在中国社会处境化的一次成功的尝试。黄品三在此后经常祷告，也曾记载“一夕祈祷之际，觉异于寻常，惟见历来之罪堆积如山，不可胜记，如帐目之展于我前，心目内观，惟有服罪而已。知前之究心佛老，茹素焚香，皆行之不著，习焉不察。一如捕风捉影，终身行之，不得其益。即施济之事，亦属沽名望报，非由仁爱而出”。由此可见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很好地解决了黄品三先前的困惑。笔者私以为，“原罪论”之所以可以解决黄品三的困惑，是因为它最具生命力的地方之一在于可以消除时空的差异和境遇的区别，为个人的苦难遭遇提供永恒性的主体解读依据。
可想而知，如果19世纪基督教没有传入中国，黄品三没有遇到高第丕等传教士，他的困惑也许一直无法解决，实际对佛老之学在解释个人境遇时感到困惑的并不只黄品三一人，《阅微草堂笔记》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例子，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黄品三在信仰层面的转变也彰显了19世纪基督教对中国传统信仰的冲击。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就当时社会而言，佛老信仰仍旧占据中国社会的绝对中心地位，基督教信仰则处于绝对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