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体认观可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强调语言是“体”和“认”的产物。基于认知语言学（CL）建立起来的“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翻译表面上是在处理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心智活动。认知源自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触及到语言之后的“认知”和“现实”这两个基础要素（王寅，2017：5）。认知翻译学的研究重点从“表面”语言操作性过程转向“深层”的心智性过程，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加工”的心理过程。语篇的生成和翻译都是认知活动，原文语篇是原作者运用概念整合的产物，译文则是译者在对原文解构的基础上再经概念整合的结果。将翻译视为认知活动，可视为概念不断进行映射和整合的过程（王斌，2001：19）。
语境研究历史悠久，传统的语境主要指的是语言和社会文化因素。直到Sperber &Wilson（1986：15-16）从认知的角度对语用学的语境进行了分析，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构造（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听话人解释有关世界的一组预设，随后，格特（Gutt Ernst-August）将这一关联理论引入到翻译中。就笔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而言，对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包括原语文本产生时的互文境）进行语境假设，对受体的期待译者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包括限时的互文境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赵彦春，1999：289）。在语言交际中，对话语的理解起作用的就是，构成听话人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它不是听话人预先确定的，而是依赖直觉，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语境经过主体认知的体验便成了认知语境。语用交际过程是一种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认知语境是一个变量，而关联性是常量。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观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语境观，关联理论中的语境包括听话人所见、所闻、所感、所忆，指的是推理的认知语境，涉及交际的心理层面（刘军平，2009：311）。国内学者苗兴伟（1997：7-11）、刘家荣（1998：20-23）、冉永平（2000：28-31）、陈开举（2002：30-32）在介绍Sperber &Wilson的理论时直接用了“认知语境”这一术语，在交际双方共知的环境称为“认知语境”。许葵花（2010：3-4）认为语境分为物质语境和认知语境两种。物质语境是客观存在的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认知语境是当意义传达时所激活的存储于大脑中被个体所认知化了的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然而，前人在对认知语境的探索中，过分强调译者对语篇解释的认知推理与心理信息的能力，但没有将其上升到对译者行为个体差异的探究。应该将翻译批评推进到行为视域与文本视域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探索并构建贯穿翻译过程、聚焦译者行为、结合翻译内外的批评新途径（刘云虹，2018：16）。因此，翻译研究应同时关注文本以及认知语境规范下的译者行为，从译者行为反观译者的认知过程，将翻译过程研究与译者行为研究相结合，不仅要对译者的认知过程进行正误性的判别，更应重视译者行为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