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说：“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挖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文化转型不是单一的，它还伴随着知识分子人格和精神面貌的整体转型。他们用新思想武装头脑，用强躯干做国之干城，做文的战士和武的战士，或者文武兼备的战士，随时为改造国家准备着战斗和牺牲。这种转型非是一天的得道醒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和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
1.五四运动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转型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及其后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在1840至1851年间，清政府与欧美列强虚与委蛇，尚未清醒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此后15年间，清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太平军上，在文化战中则打着“孔教”与“邪教”的旗号。清政府勘定内乱消耗重大，实力与西方列强进一步拉大。虽然此时传统文化已经遭遇西方文化强烈挑战，但为了应付太平军的战争所需，人为强化“孔教”，使得传统文化回光返照，表面上更为强大。以致“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近20年无有回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平定太平天国，清政府再也没有回环余地，只有直面西方和西方文化。而士大夫眼中所谓“邪教”，即“拜上帝教”，又把它与西方文化对等起来，由衷排斥西方文化。因此虽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主持洋务运动，也难免掣肘，功亏一篑。维新运动实质上是不彻底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守旧派轻松胜出，表明此时传统文化根基依然深厚。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两次复辟闹剧的警醒，虽有康有为等再树“孔教”大旗，显然独木难支，连其弟子也是他的“合伙人”梁启超即公然反对。实践表明，主要地依靠传统文化，解决不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是由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节节败退以至风雨飘摇的现实所决定。改弦更张是大势所趋，出路只能是改过去的排斥为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其次，新文化鼓吹者脱胎于中国传统教育。陈独秀说：“五四运动，……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们不仅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与坚守者。然而：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陈独秀1896年中秀才；胡适虽无功名未尝不与科举制度取消有关，胡适6岁那年科举制在中国寿终正寝，而胡适幼年在四书五经上下的功夫，却非常人所及。受西学影响，蔡元培留欧，胡适留美，陈独秀留日。无独有偶，他们归国后都把海外所学自觉地用到改造中国的实践中来，主要途径是通过思想和学术的革新。他们或是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的大学教育，或是移来“科学”、“民主”两面旗帜，或是提倡白话文，但与崇洋媚外或“拿来主义”显然不沾边。比如蔡元培就说胡适“旧学邃密”、“新学深沉”；陈独秀不反对“国粹”，反对的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假道学，抱着“国渣”自以为是。可见新文化主要鼓吹者，自幼受训于旧学，长而折节于西学，欲用西学补旧学之短，有时不免过犹不及，走向排斥一切旧学的极端上来，但爱国之心，尤为殷切。不难看出，旧学连出身旧学的精英也笼络不住，它的瓦解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再次，五四运动推动新知群体从幕后走上前台。五四运动的一大功劳就是把新知群体即新文化的鼓吹者和青年学子推向了与政府斗争的前台。如果说以前还有所遮掩，那这一层障幕因五四运动而落下。陈独秀说：“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 陈独秀：《独秀文存》，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这是针对与胡适的分歧而言。他主张从事政治文化的彻底改造，而胡适主张优先学术与教育。这不仅是他们二人的分歧，也是当时学界的分歧。这种分歧却因五四而不再成为焦点，他们都实实在在的卷入到政治中来。胡适日后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和对政府进行批评，未始不是五四运动对他思想的冲击与改造。中国新知群体欲在书斋和故纸堆里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已然不可能，五四运动就是对这不可能的最后宣判。新知群体由此一反前辈或从前的自己，开始直面政治，引领政治，抛却小我，成就大我，胡适如此，陈独秀如此，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转型至此初步完成。
2.五四运动是新式学生塑成的结果
关于五四运动发生原因的探讨，有的从历史大势进行总结，主必然；有的甚至从当日天气、非工作日等处寻找原因，主偶然。不论主必然还是主偶然，对五四运动是新式学生发起的应该都是能够认同的。可以说，没有新式学生的塑成，则不会发生五四运动，而新式学生的塑成，是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的。
首先，传统经试教育的解体。中国古代选人制度，不管是察举还是科举，大体可以归为经试教育，区别不过是数量和范围不同罢了，大概是隋以前，掌握一经是可以的，隋以后则是数经；同样，隋以前可以它经入仕，隋以后则必须是儒经。这种结构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二千多年。在1840年以前以农为生、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的传统帝制社会里，它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在鸦片战争以后，以商为生、社会剧烈变动的西方文明传来后，受经试教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彷徨无措、应对无方，传统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正如程光炜所说：“儒家的文化传统对知识分子的教导是以‘礼’为核心的,所谓‘礼’,重在强调一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精神操守,而忽略实际行动中的个人能力。而现代社会的职业特点,却要求人具有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激烈竞争,具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就使‘操守’和‘行动’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因此可以想象,让一个背负着圣人教训和精神重负的传统知识分子,不计任何道德后果地去打拼、去奋斗,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实悖论。”勉强坚持到二十世纪初，经试教育终于解体。
其次，走出彷徨，经世致用。经试教育解体，并不意味着新式教育天然产生，更不意味着新式学生群体自然育成，在1905至1916年的11年间，中国教育经历了彷徨与抉择。走出困惑迎接曙光，是在蔡元培入主北大后才逐渐成型的。蔡先生入主北大以前，学生们尚有前清科举恶习，“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核心就是一不认真学习、二以娱乐是急、三以当官是务。对此蔡先生明令：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传播新文化，塑造新青年；聘请夏浮筠为理科学长，“师夷长技”得以在北大贯彻。从此，在北大先进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宗旨和路径逐渐明确，经世致用思想逐渐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