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野蛮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在中国文化转型中，伴随有一条由隐到著的主线，即爱国与救国的主线，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更为明显。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态度，由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旁观到眼下时不我待的热切参与，由单打独斗到携手联合，用实际行动明确地告诉世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1.五四运动促成爱国精神普遍传递
首先，五四运动是数年来爱国情绪宣泄的总爆发。中国自古天下观超越国别观。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让传统国民认识到，天下并非中国的天下，中国不过是天下之一国，面对列强的欺凌和瓜分，保国保种是全体国民时不我待的共同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渐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替代。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及后来的民粹主义，都与此有关，而义和团运动就是对这一精神最初最朴素的表达。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消息一出，激怒了隐忍已久的爱国情绪。全国多地纷纷成立爱国团体，如上海成立“市民爱国会”、“知耻社”“国民对日同志会”等，仅后者一项就参加十几万人。商人们喊出“抵制日货”、“振兴国货”等口号，第一次大规模形成民间抵制日本的自主行为。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身为战胜国却丧权辱国再一次激怒了有识国民，五四运动传递的爱国精神如烈火烧红大江南北。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发展为反帝反封建。如果说1915年全国反日活动还寄希望于政府的话，那么此次则表现出了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因此陈独秀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他们要把自己的表达变成国家的表达，自己的意志变成国家的意志，这一切都是基于半个世纪以来积淀的沉痛的爱国精神。
其次，爱国热忱由高知遍及普通民众。中国人的爱国觉醒规模的历程大概是金字塔形的，这与他们对国家概念及对国家安危形势的认识程度有关，也与舆论宣传普及程度有关。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看清了时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谏言，此刻觉醒的爱国之士集中在塔尖，人数寥寥。洋务运动期间，一批开明官僚认识到中西方差距，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以期补救缩小中西方差距，觉醒爱国之士规模有所下移，人数逐渐增多。随着“二十一条”的签订，加上民国以后舆论媒体之发达，先觉之士通过舆论把爱国的知情权和维护权推给了普通民众，民众参与度陡然走高，爱国人数大概来到了金字塔的中部。五四运动把这一刻度再次下移，抗日期间又往下移，1949年以后，经过新中国的教育和宣传，中国人的爱国规模到了金字塔的底部，可以说全民爱国也不为过。正因为爱国民众增多，彼时才能很容易组织起各类团体，才能凝聚成多股强大的力量，才能让有识之士看到救国有望，增强他们必胜的信念，陈独秀如此，毛泽东也如此。
再次，爱国行动与思考由粗略到谋略。针对“二十一条”签订后国人的强烈反应，日人傲慢且不以为然：“支那今日之觉醒，不过一部分外国留学生。而一般民众，深以政争妨害自身产业，为彼等心中第一难堪之痛苦。若夫触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梦，使知国家为何物，民权为何物，自由为何物，其日尚远也。”陈独秀由此感发写出《抵抗力》一文。历史到1919年5月4日，即证明该日人判断的破产。在日人轻蔑之间，我们却不难看到国人在爱国与救国之间，缺乏深邃谋略的桥梁。比如，1915年的反日浪潮，显然是一时国难义愤所致，而爱国群众竟然分辨不出袁世凯政府的真实企图，被其掌握利用，甚至变相刺激了袁氏称帝野心。中国应该何去何从，有识之士深为忧惧。比如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受其影响，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循此路径，坚守“教育救国”；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办《新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人，可见他们救国路径基本一致，都是从改造国民着手。在国乱如麻、国无纲纪的年代，这不仅难解燃眉之急，也在实践中证明此路不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屡屡碰壁，也证明他们的路数不对头。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李大钊积极宣传之后，加之五四运动未能彻底的教训，陈独秀和李大钊转变方向，坚决用“主义”来改造中国，这无疑是最大的救国谋略。职是之故，南陈北李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从1840到1921年间救国行动的屡次失败，关键就在于缺乏符合国情的救国经略。
2.五四运动促进了爱国力量的联合
首先，城市内部力量的联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仅以上海为例。在北京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不久，上海各界就行动了起来。随着势态的发展和消息的进一步传入，上海酝酿的动能也就爆发了出来。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两万余学生聚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进行挽救危亡宣誓。6月5日，上海开始商人罢市、工人开始罢工。该日学工商报等联合会共同决定，“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并通电称：“此间工商业全体，于本日起一律辍业，与学界一致进行。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乞与应援，涕泣布闻。”随着工人的大量加入，上海“三罢”达到了高潮。上海地方政府承受不住压力，警告北京政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迫于压力，6月10日曹、陆、章被罢免，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上海学生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之被捕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陆、章去。”可见这一胜利，是参与到斗争中的工商学界乃至贩夫走卒，所形成的城市合力的共同成果。
其次，全国形成支持五四运动的大合力。如果说五四运动北京的大学生开了学生罢课的头，那么上海则开了罢市和罢工的头。两大城市带头示范，带动了其他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合力。“伏查上海乃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靠近上海的江浙皖赣等省的大城市，见上海“三罢”，纷纷起而效仿。除了受上海影响的东南省份，直接受害的山东人民对此更为忧虑，他们的反应比北京还早。“如四月二十日的山东国民请愿大会,有工人、学生、教育界、报界、商界、政界等各界群众十万余人参加”，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复国权,保全领土”的强烈要求。东三省与山东感同身受。在南方，广州学生5月7号开始游行，5月11日广州“东堤东园广场举行达十万人的国民大会。”“会场前面，……到处写着‘誓杀国贼’、‘保我国权’、‘不与汉奸同中国’等标语、旗帜。”6月30号，南宁3万多人聚会，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等政治主张。此等举动全国在在皆有，难以枚举。五四运动就这样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这无形中却形成了全国性的合力，正是在这一合力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顺应了民意。
再次，海外华人及留学生与国内人民一道支持五四学生诉求。早在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时，日本留学生2000余人在东京集会抗议，并派遣留日学生代表回国把真相通报上海等地学生，联合一致抗议。1918年日本诱使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再次抗议，被捕14人，受伤20多人。据日方统计，因此次事件，留日学生回国率达到96%以上。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以后，“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留美学生慨言，“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东南亚华侨密集，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五四消息传去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都发生了抗日活动，新加坡的抗日活动甚至变为暴力行动。海外华人及留学生，与国内人民互为表里，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抗敌，形成了世界性的爱国意识和爱国力量，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爱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