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整体转型。主要点就在于从旧学体系中脱离出来，用新思想武装大脑，开启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实践爱国、救国的新路。但是路开辟了，向哪走，怎么走，却在知识界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一步一步地改造中国，这以胡适为代表；另部分人则希望先选择好救国的大方针，对中国进行彻底地改造，否则一步一步地改造中国无从谈起，这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既然思想鸿沟难以弥合，原本的新文化阵营分化在所难免。胡适仍坚守他的学术救国，而陈与李则转向“主义”救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披荆斩棘、危而复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落地生根且开花结果。
1.五四运动引发知识分子选择分野
首先，政治救国与学术救国。在1915年陈独秀办《新青年》实质上发动起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新文化派。然而在五四前，新文化派却已出现分化的痕迹。这个分歧的双方就是陈独秀和胡适。胡适始终抱定学术救国之路，1915年身在美国作日记说：“自今以往，当摒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回国当年（1917），“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文以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对此陈独秀说：“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他认为所谈的政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而是背后的文化基础与哲学精神，如此说，似乎与胡适所谓“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即打下文化思想基础如出一辙，但这种解释，在胡适看来，不免牵强。虽然此事胡、陈直接交锋暂告段落，但却掩饰不住胡适对此事的不快，所以才有接下来与李大钊的论战。
其次，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胡适率先挑起了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主张“一点一点”地改造社会，社会自然总体向好；李大钊认为只有对社会来个彻底的改造，才可能逐个改造好各个具体问题。以房子为例，胡适以为屋里脏，我们逐个角落打扫，慢慢修缮房屋，屋里自然会干净，房子也会坚固起来；李大钊则认为，房子已经风雨飘摇，不但屋里难以打扫干净，大厦将倾，小修小补无济于事，且有屋倒人亡的危险，因此希望把房子推到重建。如果单看胡适之咄咄逼人及李大钊回击时的文锋藏锐，似乎胡适赢了。但若看实际，尤其今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评说，则胡适略显迂阔了。正如徐中约所说：“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不言而喻，在新文化派中，胡适与李大钊首先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了。
再次，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35年胡适致信汤尔和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子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里是指五四前1919年3月26日晚，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在蔡元培面前倾陈独秀之事。陈独秀之被蔡元培请入北大，虽然二人早已相识，但中间引荐者却是沈尹默、汤尔和等人。然而短短2年，相互间如若仇雠。何以至此，或许汤尔和所说不虚。他在回复胡适指责时说：“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不生动摇，亦属疑问。”是说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或许不是你胡适以自由主义化他，可能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把你胡适也带走了。这倒颇能说明陈独秀的个性与魄力，胡适的指责不免感性了。陈独秀与胡适的决裂，即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决裂，倒并不是二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引发他个人的重新思考。因此胡适说陈独秀的转变与他有关系，未免一厢情愿。陈独秀的转变是与过去的自我的决裂，即自由主义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但不论如何，陈独秀终于与信守二十年的自由主义分野，倒是不用争辩的事实。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也与胡适分道扬镳了。
2.五四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由单纯介绍、研究变作旗帜宣传
首先，十月革命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输入，确切可据的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他是介绍马克思的中国第一人。1905年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第二国际书记处时，接触了社会主义，其后不久提出了民生主义。朱执信在发表的《德意志社会思想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并部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随着介绍的深入，他们开始谈论资本与垄断及阶级斗争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他们不仅谈论，还用马克思主义来修正自己的理论，比如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但却认为眼前中国难以达到，必须待百年之后。革命派包括孙中山等，都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于他们的营养成分。可见在五四以前，谈论马克思主义最多的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此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西学的一种加以介绍，与以后“主义”间深沟壁垒的对立显然不同。所以如此，主要是此时对马克思主义仍停留于介绍的层面上，还没有深入到精髓，另外就是它的威力在十月革命前尚未爆发出来。
其次，五四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见落后帝制俄国可以成功，遂开始研究起俄国所以胜利之理，希望能借助他山之石。李大钊首先从俄罗斯文学研究入手，写成《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罗斯革命与文学界》两篇随感文，接下来从思想政治入手，写就《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但不可否认，此时的李文，对于国人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起了开窗见亮之功，但它只算得摇旗呐喊的宣传檄文，还不构成正式的研究。五四以后，情况显然不同，国人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在1919年9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期，整本共105页，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占据71页，占到7成。这期和接下来的一期，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算得上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随后北京等地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是对此前研究不足的弥补和强化。据统计，仅李大钊一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就超过130篇。此外，陈溥贤、陈启修、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等，都为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做了重要贡献。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与其他“主义”对比中发现它的真理来，惟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对它的信仰。
再次，五四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先进分子，五四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1902年梁启超开启的对马克思的介绍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前者是当作信仰和改造社会的蓝本宣传，而后者只是把它当作西学的一支介绍；前者不仅作理论的宣传，且作实践的验证；后者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的探讨，随后束之高阁，其后又群起而攻之，譬如挖井不透还坚信地下无水，对其他有志挖井人怒目而视而至拳脚相加。同理，此时与李大钊之前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也不同，毕竟那时李大钊也未坚定走俄国人的路线，只是作为另一种革命路径的介绍。但自从陈独秀退守上海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维经斯基来上海带来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料，并从思想上帮助陈独秀；其次是从日文和英文中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段时间译成的。经过系统的研究，陈独秀彻底转变思想，坚定信仰起马克思主义。为了扩大宣传，《新青年》改版成了党报，他们还不限于此，专门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更加专业化和旗帜鲜明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通过对此不难发现，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再是纸上谈兵，不是西学东渐的一支，也不是另一种革命范式的介绍，而是作为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是他们凝聚起来担负国家改造的共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