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拟通过简要评述苏格兰启蒙的宗教思想，回应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宗教启蒙上的理论贡献。客观地说，由于宗教问题极端复杂性，苏格兰启蒙学者的宗教思想整体上确实较为传统。首先，他们在著述中关注的主题是传统的宗教论题。比如，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属性、神义论、灵魂不朽等问题，哈奇森、凯姆斯勋爵、弗格森、罗伯逊等都是如此，即使是休谟，也是围绕这些论题提出质疑。而休谟式的质疑其实一直伴随着基督教扩疆辟土，因而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甚至之前有很多思想家比休谟更激进，更不用说同时代法国启蒙学者对宗教的猛烈批判。其次，他们致思的取向总体上是传统的。他们没有否认神学，尽管学界对休谟的宗教思想存在很多争议，但有基本的共识面，即休谟不是无神论者，没有否认“不可见的力量”。他们更没有否认宗教的功能与作用，尤其是其道德层面的。作为世俗的启蒙学者，他们深谙孟德斯鸠的告诫，公共道德是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秩序唯一可靠的原则。而要有培育公众美德，在启蒙时代，思想家们认为这须臾离不开宗教信仰，即使是斯密那么信任同情共感的合宜性的社会化机制，晚年还是不断地向斯多亚主义靠拢，思想深处呈现自然主义与斯多亚主义、自然神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张力。最后，他们的理论工具还是传统的，深受牛顿主义、斯多亚主义、自然神论的影响。在17-18世纪的欧洲，自然神论吸取了牛顿主义、理性主义、加尔文主义，是宗教观念上主导性的思维范式。正如英国自然神论研究专家约翰·奥尔所评述的，“自然神论涉及很多重要的方面，从其中的某一方面来看，它可以被归于一种与其他信仰分庭抗礼的独立的宗教信仰，也可以被看作一个理性主义的神学流派。就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似乎又是一种哲学体系。由于它倾向于摒弃礼仪和奥义，将宗教几乎完全变成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被当成是一个伦理思想的学派。事实上，自然神论处在宗教、神学、哲学、伦理学和科学之间的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上。一些自然神论者在写作上具有一种神学倾向， 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科学。把托兰德定位于哲学家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另一位自然神论者沙夫茨伯利则更应该被归于伦理学的领城。”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尽管对号入座的话，他们很多都具有自然神论的宗教倾向，即使休谟也不例外；但更为显著的是他们是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
然而，另一方面，苏格兰启蒙学者的宗教思想是静水潜流，在“破”与“立”两个层面，既净化了宗教信仰，又进一步使现代性的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生活摆脱宗教的脐带，从而成功完成了宗教启蒙的现代化使命。
进一步推进宗教的去神秘化，从而大大净化了宗教信仰。在西方，历史地看，现代化的一项最棘手、最复杂、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如何安置宗教，如何净化信仰。文艺复兴运动很大程度就是试图通过复兴古希腊、希腊化时期的人文主义、科学精神对抗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宗教改革直接将矛头对准宗教自身，对异化的宗教教义与教会组织动刀子；科学革命在自然观打开了缺口，把上帝定位为“钟表匠”的形象；启蒙运动继续推进宗教“祛魅”的任务。客观地说，在启蒙时代，这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启蒙学者宣称要让一切接受理性的检验；然而正如休谟所敏锐洞见到的，这是神学绝对无法承受的审判，因为神学最好最牢固的基础乃是信仰而非理性。宗教的本真是一种信仰。“神”最初表征的是“不可见力量”，用霍布斯的话说，它是人们“想象”的创造物。因而，启蒙时代对宗教的“祛魅”，其实就是要回溯其本真状态，其实就是要通过清源而正本。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热衷于研究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发展演进很可能也是源于这种问题意识。通过考察，无论是身兼教授与教士的哈奇森、弗格森、罗伯逊，还是休谟与斯密，都认为它源于人性的情感，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源。这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提出宗教的人性情感之源，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宗教启蒙领域最卓越的贡献。此外，在推进宗教回归本真的过程中，他们还深刻揭示了宗教与迷信、狂热、无知、愚昧纷纷扰扰的纠葛，休谟更是质疑“神迹”“神意”“来世”“灵魂不朽”，这些方面的阐释都极富有学理性，是启蒙时代宗教思想中的经典。
进一步推进牛顿主义向社会领域进军，使宗教回归到“属灵”的世界，从而使现代性的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生活真正成为可能。我们在上文就反复强调过，宗教问题的一大困难是如何安置宗教。17世纪的科学革命成功地把上帝从自然界中逐出，18世纪的启蒙学者毫无疑问会竞相效仿。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揭示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同化科学革命文化。科学革命始于哥白尼，并在物理科学方面达到了一个完满的阶段——牛顿在他的《原理》(1687)中对天地物理学进行了的伟大综合。自然研究中获得如此惊人的结果，是通过科学的或被一些人称为‘实验’的推理方法。于是，可以理解，许多思想家想把新的推理应用到其他领域，那些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社会、道德、宗教、人类精神本身。这种扩大科学领域的努力实际上是改变西方社会及其传统世俗和宗教权威体系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新教改革的解放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正在将西方从中世纪晚期以传统为导向的古代的共同体社会，转变为充满活力、进步和理性的现代社会。”在吸收或者说“同化”科学革命文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群体成绩斐然、星光熠熠。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哈奇森，尽管其思想体系有浓郁的加尔文基督教主义与斯多亚主义色彩，但在人性与道德感问题上开创了情感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新路径；作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的亚当·斯密，尽管其两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都有“神学”的背景，但卓有成效地启蒙了道德的同情共感的社会化机制、经济的市场化机制；作为“第一位社会学家”的弗格森，尽管其社会学思想新近被解读为一种神意社会学，但无疑颇具说服力解释清楚了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如此等等。这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经济、政治、道德社会生活均有其自身的基础与运行机制，宗教的世俗空间不断被挤压，留存的仅有所谓的属灵的世界。不仅如此，即使在属灵的世界里，休谟也不放过。比如，对于是否存在“神迹”，休谟强调“信念和证据适成比例”，逻辑学被运用得如火纯情。又比如，是否有“神意”与“来世”，休谟通过通过辨析推论的法则与可行性而提出质疑。再比如，对于灵魂不朽的问题，休谟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维度进行了证伪。可见，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将牛顿主义大大推进了，不仅使宗教回归到“属灵”的世界，而且回应了诸多长期以来困扰大众的问题——没有宗教，世俗的经济、政治、道德、社会生活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