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女性观中的恽珠
恽珠，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享年六十三岁，江苏阳湖人，字星联，又字珍浦，晚号蓉湖道人，封一品太夫人。从引言部分所提到的对恽珠的评价，我们即可知恽珠的“儒”性为士大夫群体所提及。父权制下的儒家文化，其中鲜明特点之一是重人伦秩序，而女性作为家庭中的另一半自然受到儒家的关注，并将其提到关系国家社会稳定的高度。恽珠“儒”性的具备当然体现为恽珠对儒家女性观的遵从。
这就不得不提及性别问题，目前关于性别的概念主要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一般来说，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文化，大致由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社会分工，亲属关系的权利义务以及性别形象的控制和规范这几个要素构成。中国古代女性是属内的，她们社会角色是由家庭和婚姻派给她们的，也因此她们的社会角色非常有限。但与西方的比较中我们也发现强调“男尊女卑”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指代，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认为女性化的东西就是感性的、低等的，而更强调的是平衡与整体。儒家制定种种规定，一方面对女性权利进行剥夺，一方面又对女性气质、角色（如母亲）推崇并敬重。在这样的极端处境中，儒家对女性的人物评价往往具有一定的张力。这个文化特点，为古代女性的社会价值创造提供了一个微小的可能性，正如恽珠将“女”和“儒”这看似分裂矛盾的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评价结果当然有社会观念的特点，而笔者在这里更集中于恽珠自身，首先对恽珠的“儒”性进行详细分析。
2 恽珠的身份
2.1 在室女
“在室女”是中国古典文献中对女儿的专门称呼，意指女子未嫁时与父母兄弟同居。乾隆三十六年（1771），恽珠诞生于江苏阳湖。究其家族背景，一方面，恽氏乃阳湖世家，明清两代共取士15人，“笔耕舌种，固吾家事业”一直是恽氏家族的传统。另一方面，恽氏家族又是一个强大的书画团体。恽格即恽珠的八世祖恽逊庵的儿子，字寿平，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恽格因生活所迫而开始作画并贩售，其画大受欢迎，带动了恽氏家族出现了“画学南田”的热潮。恽珠的父亲恽毓秀，恽珠的哥哥秉怡，以及恽珠的姑姑恽冰都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生在这样的家族，恽珠自然受影响颇深。
这里涉及到恽珠所受教育的问题：除去儒家最早提出的“三从”，陈东原在《中国妇女史》中提出清代女教之盛，集二千年余年的大成。《孝经》、《女诫》、《女儿经》是女性教育中的必备教材，尤其清代出版了《女范捷录》，将上述教材与《女诫》《女论语》《内训》合订在一起，名为《女四书》，在当时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南阳公家训》中记载了恽珠具体的接受教育情况：“教子急矣．教女亦不容缓。女至六七岁，即宦教之识字以《女诫》及《列女传》等书，且为之讲解，使其明义理，娴矩范。习久成性，柔顺温良，不亦善乎？”恽珠稍长时，其父认为应该读书明理即将恽珠“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孝经》、《毛诗》、《尔雅》”，并亲授诗学。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贵族女子比起平民女子多出的可能性，她们的特权身份使她们能接触到更多的场合，也能有幸因为自家某位开明的家长，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2.2 贤妻良母
恽珠嫁入完颜氏家族，直接原因是恽珠的父亲为肥乡县典史，廷璐的父亲当时恰为县长，二家眷属常有往来。完颜廷璐的母亲索绰罗太夫人“器其（恽珠）才且贤，甚见亲爱，一日试以《锦鸡诗》”。在领略了恽珠的才学后太夫人越发喜爱恽珠，表达了想让恽珠做儿媳的意愿，恽珠父亲“以异籍辞，三使固请，始以义见许”。清代中叶，满族和汉族的敌对关系渐缓，但在联姻上多为是将汉族女子娶为妾，恽珠作为正室嫁入满族家庭，在当时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恽珠身上背负着更重的身为汉族的女性的责任，这样的自觉也加强了恽珠的儒家特性。
关于恽珠与丈夫的夫妻感情，蔡之定曾在恽珠的诗词集的序中写道：“半由吴越齐鲁宦辄追随，尽得江山之助，吾闻太守琴鹤所至以畏爱称，夫人实有以相之。”除此而外并无过多记载，但这恰反映了恽珠夫妇间的合乎礼制。因为儒家所提倡的夫妻本就是相敬如宾，夫妻间的亲密互动更是不能被外人所窥探。从麟庆《先太夫人逸事随意录》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恽珠对丈夫娶妾的态度：“先府君置妾袁氏，先妣甚爱之。”儒家认为女性面对男性多娶要无嫉妒之心，否则将被扣上乱家之罪。在这样的背景下，恽珠对袁氏非但不妒反而甚怜，在袁氏辞世后还专门写诗悼念。
关于恽珠对自己的婆家长辈，恽珠更是尽心侍奉。恽珠尽孝的最突出的事便是在公舅死后将自己的次子膦昌过继，在《先妣恽夫人言行录》记载：“叔舅卒，请以麟昌为后，戴佳太夫人以告，宗人大慰，谕河南公曰：“孙妇贤孝，不愧为诗礼大家矣。”《先妣恽夫人言行录》中还记载恽珠连遭舅姑丧，哀恸毁脊，强为言笑，勤侍王姑，“族党中长老举辄举以勉妇孺焉”。此外恽珠的书信诗作也处处透露出自己对亲人的关心。
儒家普遍认同衡量女性成就的真正标准是看她们怎样很好地把孩子抚养大，恽珠对自己儿女的栽培是恽珠为人称道的关键。其中由以恽珠的长子麟庆为代表，麟庆的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官，其成功都少不了恽珠的指导：在麟庆中进士的时候，恽珠寄以诗箴：“科名虽并春风发，心性须如秋水平。处世勿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在儿子春风得意之对其敲响警钟；麟庆将与父亲共赴泰安之时，恽珠亦不忘谆谆教诲：“汝习勤知俭，深得予心。但聪明忌露尽，好事忌占尽。”；恽珠教育麟庆为人“又示以初学切要之功在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 又恐其干时而徇物也，则戒以无受人怜，无夺人好；其逞私智而流于薄也，则儆以“忠厚者后必昌，刻薄者家必替。”为官“官箴不外俭勤。至于兴利除弊，必当精求其故，毋欲速，毋好名，毋规目前之效，要在与民相安尔。”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恽珠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而这恰恰是儒家最重视的地方。恽珠合乎了儒家对已婚女子的基本道德要求和期待。
2.3 学者才女
作为著名的贤媛，恽珠著医学著作《鹤背青囊》，佛学著作《观楞伽记》，助刻《法苑珠林》三卷，又因恽珠从小对绘画的学习，亦有许多流传的绘画作品。以孝子为醇儒，重新刊刻《李二曲先生全集》，仿《列女传》纂《兰闺宝录》全书以孝为重，论古今世运有治乱维持不敝者全在纲常。这些体现出恽珠浓厚的儒学思想。
在这其中代表恽珠成就最高的乃是她主力修编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对《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研究也是恽珠研究、清代女性研究的重点，介于研究颇详，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需明了作者有意识地使《国朝闺秀正始集》体现出满汉交融特点，思想内容上恽珠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现出了自己对家学的重视，并且对“彰慈范”的慈母楷模和贞洁烈女人物及其诗作大量收录。除了恽珠学者的身份外，诗词集《红香馆诗词草》亦展现了恽珠的才女身份。
对于《红香馆诗词草》这本诗词集的集成，恽珠的认识非常合乎正统：“是乌足传，即传也小矣。嗣后勿复刻私咏，可广求国朝女士之作选存之，以公其传于天下。”在传统视野里女子的诗作一直被赋予强烈的私人化色彩，恽珠显然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并从恽珠的门生郑汝《红香馆诗词草跋》中的记述中也能进一步确定：“然太恭人独茂坤德，雅不欲以诗名诗。每脱稿即弃去，见亭昆季随时抄录，始为一帙，珍而藏之。丙子冬将付剞劂。”蔡之定对恽珠的诗作评价：“《玉兰》《菊》等篇，字里留珠，行间散馥，一洗脂粉之习。小令弥复清绮，左芬、苏慧未足专美于前矣。”高鹗：“《除夜》诸作，孝思肫挚，《示儿》一律，议论深纯。其他即景抒情、徵题赋物，丽而能清，华而不缛，非绘句絺章者比。”都突出赞扬了恽珠诗作中清丽雅淡，符合儒家温柔蕴藉的特色。虽然《红香馆诗词草》是由恽珠门生儿子编纂出版，但是诗集在恽珠在世时出版必然经过她的择选，所以尽管诗集的诗作很少，但它向我们呈现了恽珠有意想透露出的自我形象，这可以进一步解读出恽珠本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