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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分析
 
更新日期:2020-01-03   来源:税收经济研究   浏览次数:257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研究税制和税收征管改革或者说调整为什么要首先研究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税制、税制结构和税收征

 
研究税制和税收征管改革或者说调整为什么要首先研究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税制、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大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从税收来源和税收规模看,还是从税制、税制结构的变化和税收征管的好坏看,税收都必然要从根本上受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规模和好坏的影响和制约。当然,税收规模的大小,税制和税制结构的优劣,税收征税管水平的高低,以及更为重要的税收使用的好坏,也必然要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反作用。但尽管如此,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则是决定税收规模、税制、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就税收研究税收问题虽然是必要的,但绝对不是充分的、科学的。税收问题,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大背景中去研究,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科学,才能避免单纯就税收论税收的单向度的主观片面性和狭隘性。
既然如此,那么,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呢?由于我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因此,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就不仅要研究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必须研究国际经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从国际因素看,自从2008年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以来,虽然经过各国政府的不惜血本的极力救市,暂时止住了金融的崩溃和经济出现“大萧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又加之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不断爆发,经济复苏相当缓慢,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尤如怪兽幽灵一般始终盘旋在全世界的上空挥之不去。经济危机自然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如中东的突尼斯、埃及等国陆续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发达国家,如英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以色列以及美国等国不断发生的骚乱、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可以说整个世界现在是矛盾重重,危机深重,经济复苏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期间很可能伴随不断爆发的各种危机。
至于我国,客观地讲,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连续递增,突飞猛进,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又一个奇迹,经济总量在2010年甚至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量在2009年就达到世界第一;财政收入也由1978年的1132亿上升到2010年的83080亿,增长70多倍。但同时,这种“GDP增长至上”和“金钱万能”的片面的发展方式,也给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等带来相当程度的破坏,有些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害。如今,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社会可以说潜伏着各种不和谐甚至可能一触即发的危机。如果我国再不审时度势,极力纠正这种粗放的片面的发展方式,不要说实现中国梦,恐怕就连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化”、“印尼化”都是很难说。
在这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之中,什么矛盾和问题最大呢?本文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的矛盾和问题就是中国正在发生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这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把一个相当平等的中国一下子变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甚至大大超过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比我国落后许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我国的贫富差距目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其中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了美国家庭净资产35%的财富,而中国则是最富有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7年10月30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仅占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的“新贵家庭”却掌控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可见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和贫富悬殊的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前财富存量的分布不公,正在成为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财产存量分布不均,必将对收入流量进一步不均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种财富分布的不公,必然通过家庭遗传成为破坏机会平等和代际平等的最大因素,带来严重的动态不公。
而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的普通百姓中,相当部分的人还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中,甚至所谓的有点余钱的“中产阶级”,也常常因为住房、上学、治病、养老、通货膨胀等问题而烦恼不堪。刘植荣(2010)通过对世界各国工资的研究也得出中国属于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结论:2009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因为企业的工资大都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尤其是私企。),而世界平均为58%,中国不及世界平均数的一半,在世界排名第158位,居倒数第26位;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而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而且,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中国社科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也同样证实,2007年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比较明显的两个趋势是,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现下降。另据王小鲁(2008)估算,2008年如果加上近10万亿的隐性收入,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23倍。在高达9.26万亿元的隐性收入中,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63%,再加上高收入组,城镇20%高收入居民占有了80%以上。同时他认为,2008年的9.26万亿元隐性收入比2005年4.85万亿元的隐性收入扩大了近一倍(上升91%)。显然,隐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6]。而且,这次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调整在不经意间也透露了我国贫富悬殊的现状。据财政部称,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将由原来的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换言之,中国目前只有8400万人的计税月工资在2000元以上,只有2400万人的计税月工资在3500元以上。84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6.27%,24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1.79%。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正是由于过大贫富差距,必然使得本来应当充当驱动经济发展马力最大的引擎――消费需求逐渐熄火[7]。虽然从1998年以来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企图刺激民众的消费需求,然而,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却由于或者因为收入微薄而不能增加消费,或者因为要买房、要上学、要治病、要养老、要防失业、要防减薪等预防动机而不敢扩大消费,结果,拉动经济最大的一块――内需不仅起不来,甚至还在不断降低。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加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10年下降14.9个百分点,而且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10年下降12.6个百分点(而世界各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高的甚至在70%以上,比如美国。甚至大大低于“金砖国家”中其余国家,比如高的巴西为83.6%,低的印度也有69.6%。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GDP总量居世界第4位。)。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只好主要依赖另外两个经济的发动机――投资和出口。因此,投资占GDP的比重便由2000年的37.8%上升到2010年的48.6%,10年上升10.8个百分点,2010年的投资甚至超过最终消费的比重(47.4%),而且从2003年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占40%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0.9%上升到2010年的25.62%,其中最高的2007年甚至达到35.1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15.8%。
但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拥有13亿多人口、7亿多劳动力的大国,如果经济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无论是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上看,必然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而最终失败。怎么办?当然只有依赖大量出口。这也就是我国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依赖出口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世界市场目前是萧条的,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目前各国都在为缺乏拉动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失业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这样一来,如果我国还像前几年那样企图依赖大规模的出口来消化我国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已经是难上加难了,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由于中国的出口规模太大,2009年就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以至于被其他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频频发起的贸易制裁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世界经济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一直这样萧条,甚至出现“二次探底”的话,国外对我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会越来越严重。实践越来越证明,这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路子,虽然在初期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期实行,一直不调整,必然会越走越窄,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消耗”,牺牲本国劳工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基础上的低端“打工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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