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社会思潮交迭消长，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博弈中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民众认同和接受，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南和革命纲领，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具有客观必然性。董必武能够在众多社会思潮中选择和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建构起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与其自身知识基础、实践经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
1.客观必然性
一方面，国际的世界战争阴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备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参战国的经济政治建设与发展的成果，西方社会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质疑与批判的浪潮，深刻影响了国内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先进知识分子，使其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想形态，需要另辟蹊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成功为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范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深深的怀疑与失望之中，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关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西方多种理论和制度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均以失败告终，中国社会亟待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以解决中国问题。进化论的传入颠覆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给予他们重新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起了哲学变革的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阶级斗争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传入提供了理论施展可能，马克思主义主义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董必武作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员，深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在探寻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自觉地把眼光投向马克思主义。
2.主观可能性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客观环境与主观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当时中国所处时代条件的必然要求，也是与董必武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实践经历、个人品质共同作用的产物。
思想基础。幼年时期的董必武大量阅读了《水浒传》等书籍，认识到封建专制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萌发对于封建专制的痛恨；青年时期的董必武接受新式学堂的近代教育，促使思想的最初开化。此后，董必武又经历了从改良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在留学东京期间，董必武首次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要全部改造》成为董必武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催化剂。
实践经历。历经晚清腐败、辛亥革命失败的董必武逐渐认识到现有的社会思潮和各种主义不能救中国，开始思索新的救国救民的路径。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昂扬斗志和爱国热忱使董必武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决定“唤醒民众”进行革命斗争。他通过对比中俄两国的革命经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正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家风熏陶。董家家风对董必武世界观的树立和个人品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董家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注重“诗书继世、朴诚传家”，培养了董必武一生刚毅、笃厚的性格。少年时他便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敢为同学打抱不平，敢言辞犀利的指责地主，敢抨击官场的黑暗，这些促使董必武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