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作用论述方面。在腐败对经济贸易的负面作用的论述中，Mauro. P(1995）的研究就表明私人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与一国的腐败指数负相关，进而说明了高昂的腐败直接成本阻碍了经济的发展，Kaufmann & Wei (1999) 的研究也认为企业的腐败活动会使其融资成本更高，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与政府部门斡旋。在贸易领域的研究也认为，出口企业在母国向本国政府的寻租行贿行为最终抑制其出口强度(Lee & Weng, 2017)，腐败支出更多的企业，其在本地市场经营的比例更高,而到其他省区出口和国外市场的比例更低（黄玖立&吴敏，2016）。在腐败对经济贸易的正向作用方面，最早的观点是Leff（1964）所提出来的，他以政府的决策行为存在扭曲为前提，认为腐败行为可以纠正这种扭曲，进而实现资源的次优配置，Wang & You (2012)也认为，在金融市场较为落后的地区，腐败活动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贸易领域的研究也认为，出口企业的寻租腐败能够增强其在国内整合现有资源进军国际市场延伸其业务的能力(Bernard & Jensen, 2004)，中国企业的吃喝腐败活动显著提高了其获得国有企业和政府订单的概率（黄玖立&李坤望，2013）。
二是腐败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方面。Bardhan（2006）认为，腐败的影响必须与经济中的监管程度相互作用，并定义了两类腐败行为：一是贿赂请求做企业希望做的事情，由官僚作为看门人赋予企业权力，或者企业是贿赂官僚做不该做的事情，允许企业避免监管。Pushan Dutt & Daniel Traca（2010）也分析了腐败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强调了其在勒索和逃税方面的异质性作用，由此提出“腐败税”的概念。“腐败税”是进口国腐败的海关官员勒索出口商的贿赂（勒索效应）；然而，在高关税下腐败官员允许出口商逃避关税时，腐败可能会促进贸易（逃税效应）。他们推导并估计了一个腐败递增变量的引力模型，其中腐败对贸易流动的影响是模糊的，且与关税相关联，根据经验认为腐败税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但在高关税环境中（占调查结果的5％至14％），其边际效应是促进贸易。可见，Pushan Dutt & Daniel Traca（2010）的研究主要从出口国海关角度出发，就腐败对双方的贸易流动作了分析，但将进出口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没有考虑进口国对贸易伙伴的选择问题，对宏观层面的制度层面效应分析也还不够充分。
三是讨论腐败对异质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A. Cooper Drury& Jonathan Krieckhaus & Michael（2006）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角度，他们使用1982-1997年间超过10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表明，腐败对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非民主国家则因腐败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对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划分，他们利用由Alvarez，Cheibub，Limongi & Przeworski（ACLP）创建的民主指数。Alvarez et al.（1996）认为民主不应该按照政治和自由内阁的规模进行评级，而应该被视为一个二元变量，其中国家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他们会将国家评为民主国家：选出行政长官，立法机关当选，有不止一个政党（Alvarez et al.，1996； Przeworski et al.，2000）。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民主措施进行批判性审查，见Munck & Verkuilen（2002）的研究。A. Cooper Drury& Jonathan Krieckhaus & Michael（2006）的研究还包括另一个虚拟变量，用于识别热带国家的比例作为异质性经济体分组的依据，由位于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国家比例定义。这个变量已经被Sachs & Warner（1997）推广，他们指出在热带气候下农业生产力和健康状况在各种方面都较低。然而该研究对于腐败影响的分组控制从制度上采用民主与否作为标准，是否适合中国研究的国情还有待商榷；在地理的分组上采用是否处于热带作为划分的依据也是颇具特色的，但对于进口贸易研究的借鉴性不强，因为农业并不是贸易活动的唯一基础，也不是决定贸易发展程度的必然因素。
四是从投资视角讨论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其中作为与贸易互补的范畴，对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影响也就更值得关注。Lance Eliot Brouthers& Yan Gao& Jason Patrick Mcnicol（2008）的研究初步检验了腐败和市场吸引力对资源或市场寻求型FDI的影响，发现对于资源寻求型FDI，更大的吸引力不能弥补高度腐败，吸引力的增加使高腐败国家和低腐败国家FDI水平的差异也在增长。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减少腐败可能是吸引资源寻求型FDI增长的关键；二是人均收入足够高的市场能够减少腐败对市场寻求型FDI的负面影响，使企业能够利用东道国市场。尽管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资源寻求型FDI水平因腐败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观点，但仍可能存在寻求通过投资这种高度腐败的环境来获取优势的企业。对于某些私人投资者或公司而言，腐败可能会在经济和法律法规不发达的国家创造资源配置效率。Theobald（1990：111）也指出，“腐败可以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帮助经济发展。”将这种腐败称为“速度金钱”。可见腐败对于经济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而究竟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要通过不同的分组来体现，这也是十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