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上的创新具有普遍含义，它是人和社会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创新与积累行为构成一个矛盾发展过程。创新是对于重复、简单方式的否定，是对于人类实践范畴的超越。但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含义非常狭窄，它仅指企业家（资本家）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去组织生产的动机。熊彼特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创新涵义的系统阐释者。熊彼特用“创新”一词的目的正是为了对资本家那种“冒险”的精神和行为进行褒扬和鼓励，他创新理念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与这一语境下的其他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一样，其目的都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外在经济扩张寻找理论依据，其本质都是在论证自由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合理且高效。熊彼特为了达到基于创新的论证做了四方面的努力。
首先，熊彼特用企业家概念代替资本家概念。熊彼特认为，生产意味着企业家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所谓“组合”，即生产关系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只能是资本家。《资本论》清晰阐释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组织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并指出了只有资本家具有这样的组织（组合）能力，他们的组织（组合）能力并非来自于他们的才干，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论》第四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并将其高度凝练为 “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熊彼特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视而不见，他转而将“组合”的特权归于“信贷”。他说，信贷对于创新而言是首要的，因为正是它使创新进入循环流转；也可以说，信贷是创新得以进行的第一前提；最迫切需要信贷的是企业家。金融信贷作为资本主义运行中生产关系形成环节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也仅限于它是服务生产关系形成的一个环节，它本身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尽可能方便的转化为能够被市场普遍接受的市场信用，即货币资本。稍有信贷常识的人都知道，银行的信贷并非凭空发放，银行信贷的功能不过是对借款人抵押物进行市场信用（市场风险承担能力）评估，并以贷款额作为抵押物风险评估的结果，承担生产“组织”失败损失的直接指向是抵押物而不是银行，生产“组织”失败摔坏的生产关系首先是“组织者”的而不是银行的。对于信贷，马克思也说过“货币资本提供了生产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3页]，但马克思清楚的指出，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不断进行着形式的转化和循环，它只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外在表现。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特权并非来自于熊彼特所说的“信贷”，而是来自于拥有抵押物私有产权并进行抵押的资本家，也并非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最需要信贷，而是只有资本家才可能获得信贷。熊彼特对他口中企业家的进一步解释再次验证了其资本家身份的本质。他说，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他们不是职业经理人。剥去了管理职能的企业家本质更加清晰，这就是以自身财产所有权承担生产关系风险去组织社会再生产谋求利润的资本家。
其次，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不稳定性表述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说，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他指出，为了执行这样的“新组合”，企业家需要冒险，需要进行抵押信贷，需要进行资本预付，需要承担“新组合”执行失败的损失；“新组合”的实施是二进制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熊彼特把这种甘冒风险的精神称为“企业家精神”，对这种精神进行了极力的颂扬，将其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资本积累、环境变化以及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会带来资本主义全社会和个体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中位置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对每个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而言永远都是一个冒险，放弃这样的冒险就等于放弃资产阶级地位，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财主。马克思因此说资本主义商品销售是一个“惊险的跳跃”，是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惊险跳跃，商品无法销售“摔坏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生产关系”。《资本论》在对剩余价值发现的描述时指出，“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末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可见，熊彼特所颂扬的企业家冒险精神并非是什么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对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是每一个资本家想要在社会发展中维持社会生产关系主导地位、在资产阶级内部取得竞争优势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所必须承担的内容。
第三，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垄断发生的“合理性”。与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再到马歇尔等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经济周期的担忧和对垄断经营的反对不同，熊彼特认为对经济社会破坏巨大的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程，是创新的所带来的自然结果，认为垄断也并非只带来社会效率的丧失，它可以对创新者创新形成激励，是创新者承担高额风险的前提。可以看出，尽管熊彼特对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的目的和马歇尔一样，这就是论证自由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熊彼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像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那样像鸵鸟一样把头扎在沙子里，自欺欺人的否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他通过“创新”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解释，旨在告诉人们经济周期虽然静态上看起来并不完美，经济危机虽然表面上对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伤害，但它们都只是发展的自然历程，是创新推动社会发展所带来不稳定性的必然结果。熊彼特认为，只要存在创新，只要要有发展，经济周期就不可避免，经济周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而存在，更不应该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而放弃自由放任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针对马歇尔在“看不见的手”论证中被左派经济学者（琼罗宾逊、张伯伦、斯拉法等）广为批评的完全竞争模型，熊彼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歇尔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想市场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低劣的、同质的和无序的，完全竞争企业既没有创新动力也没有创新所需的承担风险的能力，琼罗宾逊基于不完全竞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熊彼特认为，动态的看垄断为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动力，而大企业也才具备承担市场较大风险的能力，新古典经济学对垄断的批评和垄断治理中的干预主义政策倾向完全错误。在对经济周期和垄断的分析中，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目标完全显化，这就是论证经济自由主义的“真理性”，亚当斯密的箴言自由放任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再次被得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