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礼”源于儒家，指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基础上、以伦理道德为约束力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儒家的“礼”主要强调“自我修养”的过程，故而与“德”相通。“法”出自法家，法家的“法”则主张“严刑峻法”才是根本。由于儒法两家的主张是对立的，也因此“礼”与“法”的较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秩序非常鲜明的一条主线，而“礼法合治”又恰好是中国历朝历代鼎盛时期的成功典范。秦在七国争霸中能够胜出意味着法家“刑罚”的胜利。然而，秦的暴政导致的早亡也说明，单纯依靠刑罚治国虽能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国家走向统一和兴盛，却难以获得一种稳定持久的动力。实践表明，“礼法合治”是比较理想的治国理政模式。
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古代思想家有着系统的论述。《尚书》中首次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荀子在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隆礼至法”的新主张。“隆礼至法”理念的提出，意义重大。从此，“礼”不再停留在礼仪和道德层面，而成为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王道之礼。荀子强调：“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里，荀子将“礼”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把礼看作是国家法度的总纲和类推断案的根本依据，进而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一著名论断。从此，“礼”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为凸显。
在德刑关系上，荀子主张先德礼、后刑罚和明德慎罚。荀子反对法家那种一味用 “刑罚”而不修礼义的治国方式，认为它们只是 “佣途粥卖之道”，既不能使国家风俗淳美，也不足以团结大众，因而是可耻的，没有必要遵行它。荀子明确提出“先礼后刑”的治国原则。他说：“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然，从厚德明义开始，不能奏效后才使用刑罚。在荀子看来，礼和法是两种不同的治国之道，“礼”因其兼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礼”成为法的本源，“法”要以礼义为本。又由于“礼”与“法”的来源不同，因而其地位也不同，“礼”是国家纲常伦理，“法”是礼的辅助和补充。但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礼和法对所有人都适用，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性。
总之，荀子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在礼法合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礼”是出发点和归宿，起辅助作用的“法”是底线保证。荀子的“礼法合治”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调和了“礼”和“法”这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其次，不但为汉代的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儒学更加积极入世、更加现实可行；再次，对后世治国理政中能够形成“礼法合治”的治国模式发挥了理论引领作用。
汉代最先把“礼法合治”思想付诸实践。汉之前，治国理政的手段主要是“刑罚”和“礼治”。伴随着战争而产生的“刑罚”是中国最早的治国理政手段。刑罚不仅是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手段，也是对外战争的有力保障。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刑罚作为一种治国手段也衍生出殷商天命论。以殷商天命论为基础，至西周时期，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思想，从此，“礼”从祭祀的礼仪形式发展到治国理政方面，这就是以后两千多年传统中国“礼治”的开端。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说被奉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礼法合治治国模式正式开启。在遵循“礼”这一国家纲常伦理的前提下，国家的法律规范也不断更新和完善，至唐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开篇即申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尤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此后直至清朝入主中原，治国模式仍遵循“礼法合治”的传统。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中，道德层面的“礼”和国家制度层面的“法”二者结合，共同构成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双重保障。“礼法合治”最终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手段，其中，礼是核心，法律强化了礼的效力和权威，甚至许多法律规范实际上也成为礼的要求。
“礼法合治”牢固控制中国社会达几千年，每当朝代更迭之际，传统的“礼”、“法”都会受到来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冲击，削弱其控制功能。但随着新朝代的建立，社会又重新恢复到原有的秩序之中。这说明，“礼法合治”模式对其所处的社会变迁具有“适应性调整”的能力，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