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进入国家状态以来，各国都在不断地探索治国理政的方式。就国家治理模式而言，无外乎这样三种模式：一是“人治”模式，主要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治理国家；二是“神治”模式，即由宗教领袖依据教义直接治理国家；三是实行依据世俗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治理国家的“法治”模式。由于“礼法合治”奉行的是以“礼”为核心的“人治”原则，“礼法合治”归根结底是“人治”模式。当下中国提出的“法治中国”，奉行的是“法治”原则。但此法治与西方的法治不同，即中国的法治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法与德结合，其理论目标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实践目标是构建“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从传统“礼法合治”治国模式中吸取了营养，但同时也是对礼治中国的超越。
从礼治中国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的法治是由其社会制度和国情决定并与其相适应。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人民一直致力追求的“中国梦”，也是一代一代中国人努力探索的结果。中国作为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独树一帜，曾经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历史贡献。近代社会，一些仁人志士试图移植西法到中国，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建国后，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但令人遗憾的是，1976年之前，在治国模式上经历了由最初的“党治”到“人治”的曲折历程。法治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76年至今是逐步走向法治模式的阶段。邓小平在国家治理模式方面突破思想禁区，率先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主张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正是在邓小平关于国家治理的这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方略”不断出新。中国开始了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法治建设的目标，“依法治国”从此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我国在修宪时，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并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长期反复较量的结果。2013年提出“法治中国”的目标。2014年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开启了向“法治中国”迈进的的新征程。2016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更加明朗化。“法治中国”不仅突出了我国法治模式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是对“礼治中国”的超越。
　　首先，法治中国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首选。在传统的“礼治中国”，礼是治国的首选，法律是辅助手段，这种治理模式只适用于小农经济下的宗法社会。在高度社会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法治”和“礼治”谁为主导，这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了“法治”是整个国家运转和社会运行的根基，“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这里的“基本”二字，彰显了“法治”的核心地位。表明在中国的治理方式中，法治是首选方式，不是次要方式，也不是辅助方式。
　　第二，法治中国把国家的所有事务和各类行为主体都纳入法治轨道。在传统礼治中国，由于国家行政权力仅限于县级，在乡村社会，基本是按照礼的规范运行，法律是缺位的。而在法治中国，国家的所有事务和各类行为主体都被纳入法治轨道。譬如，十九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置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战略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要实现法治化；国家、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都要遵守法律。总而言之，法治中国是事关全局的总体性制度设计，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法治中国指向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古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没有任何道德独立性，人们违反了道德规范，必将受到法律同样的惩罚。因此，道德法律化是传统“礼法合治”最主要的特征，是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重要手段。就是说，在传统的礼治社会，公民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更妄谈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而法治中国的核心主题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这关系到法治中国的宗旨和目标。法治中国就是要让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使人民的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