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字的“表意性”始终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上。
休谟的威胁始终盘踞在汉字演进的道路上，无论是《说文解字》中许慎慷慨激昂的“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还是《甲骨文字典》中言之凿凿的“（甲骨文）早在商代就以比较成熟的形态通用于我国中原大地”，都是建立在有限材料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事实上每一个汉字的完整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改变，都缺乏一个足够长寿的监护人，尤其是在对上古甲文的隶定中，约定的痕迹更加明显，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是不严密且个人化的，比如在《甲骨文字典》中，徐中舒坦承在考释方面“博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或参以己见修订补充”，这种研究方式虽不严密，但已是编者在目前现有文献资料背景下所做的最大努力。
这种不严密的约定方法，若无人质疑，倒也可以当作一种公论，但当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局面就有些扑朔迷离了。
黄奇逸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以（、）字为例，批判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以宏大叙事的冲动为驱使规避正解，对的广泛含义弃之不顾，断章取义，只选择那些最符合阐释者心中愿望的释义为准的行为，并借此严厉批判了甲骨文研究中的歪风，认为目前甲骨文研究中的旧有体系全是错误，应该推翻重来。他还说，“金文祭名，甲文中的祭名，商周帝王谥号所来源的祭名，三者与古籍中还残存下来的祭法祭名，四者非但不相左错，且大有完全密合的趋势”。这不仅改变了个别文字的释义，而是将一整个铭金文中的“族徽+先祖”的句式结构全部推倒重来，由此开启他对传统甲骨文释义系统的批判，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沉重的反思了。
黄奇逸本人早在1979年就参与了《甲骨文字典》的编纂工作，他自己就是《甲骨文字典》主编徐中舒的学生，《商周研究之批判》于2008年才出第一版，中间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作者的思虑想必是比较成熟了。笔者无意在这里将两种甲骨文研究体系的对错是非辨析清楚，但是将争议摆在这里，对于我们厘清汉字美学的根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甲骨文的演化过程是一种臆想或约定的话，那对汉字的神话原型分析就是无效的，虽然汉字的字形多样，各个构件之间的联系丰富多变，给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是作为神话原型角度的结构主义分析来说，其现有的资料并不全面，不足以支撑成体系的理论建构。
因此，针对单个汉字的文化分析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如，朱崇才在《汉字图像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中，从“乌雅华夏”等字的源流辨析开始，详细阐释了四字的自然起源问题，并由此四字的追溯足迹推导出它们的原始图腾，即对太阳的崇拜上来，对太阳的崇拜即是对光明的向往，以及一系列情绪上的、训诂上的、民族认同上的联想。这是一种非常严密的推导，但如果“乌雅华夏”四字的原始含义在考据中出现了差错，那文章的理论原点就会崩溃，继而使整个体系陷入一种看似严谨实则虚妄的幻想当中。
因而，依托于汉字训诂与甲骨文演变而建立起来的“字例溯源法”是难以实施的。
2. 汉字美学面临着方法论的迷惑。
无论是索绪尔还是德里达，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即从“多”到“一”，力图冲破音、形、义的门墙，在更本质的领域里达到统一，德里达虽然解构了语言学的传统，但是他在更高级的语境中设定了“痕迹”、“分延”等核心概念（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最终还是没有摆脱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力图保证核心理论的简洁与概念的单纯，这种思维方式是语言学中的合题过程，是对一般性的不懈追求。
如果说汉字美学力图打破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那它必然应当提出相应的替代物，或者让汉字美学的诸概念在更高的层次里达到统一——对统一性的追求不分中西，只有让理论达到统一，才能在一个更深刻的视阈中洞察文字的根本，启发智慧和灵感。张载的“气”、朱熹的“理”，老子的“道”，均秉承了这一原则，所以汉字美学的研究路径，也应当从本源性的概念开始，或是体现了对本源性的追求，这才是“美学”的本质化体现，是汉字美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然而“音形义结合法”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原本浑然一体的汉字割裂为三个甚至更多的范畴，在此类研究中，“音形义”的区分随处可见，但“结合”却少有涉及，所谓的结合，不过是对三种研究角度的叠加和补充，这种研究方法对汉字美学的发展是没有作用的，它的最大价值仅仅体现在更加细致的分类上，王建忠的《汉字美学浅谈》即是这种观念的代表，这种研究方法甚至是传统“小学”研究的一种倒退，后者“因声知义”的原则，音韵与意义的密切关系，在这种分类研究中被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从“美学”的学科意义来说，“统一”体现了现代性主体将世界对象化的努力，是将世界纳入“我”的眼中，继而进行主体化的评价与改造的内在冲动，而“归类”则是将客体当作固定不变的绝对存在，从“物性”角度而非“人性”角度对事物和概念进行受动性、退让性的认识。所以，“音形义结合法”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更是主客关系的颠倒与意识形态的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