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此消彼长，从古代开始就是一个很难处理好的政治问题。如果中央政府足够强大，那么地方向心力也会很大，如果中央政府懦弱无能，那么地方主义势必会出现。
一直到近代，清末民初的中央集权的程度已经十分有限，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清政府中央已经无力对付地方叛乱，只得任命地方督抚来进行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很好的例子。再到辛亥革命时期，各个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宣布独立，“而造成各省脱离满清独立的重大动力中，就隐藏着长久以来地方主义对朝廷中央的离心离德和间接的对抗因素在内。其中就拿直接促成辛亥革命的四川铁路风潮来说，路潮事件的本身，就代表了川鄂湘粤的地方主义与清廷中央利益的直接冲突。”
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希望可以通过武力来统一中国，做到真正的中央集权，可是地方主义却愈演愈烈，使得袁世凯很是无奈，1913年的二次革命就是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种表现，也可说是地方势力与北洋中央政府的一次决战。“袁不以南北名义处理赣宁方面发起的二次革命，而强调其用兵系讨伐不服从中央的‘地方'，凸显了北京政府的强势地位及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在袁世凯死后，北洋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有人曾经做过比喻，说民国初年的北洋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好比春秋时期东周王朝与地方诸侯的关系，军阀割据混战好比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权势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前。”
正是因为中国政治趋向“分”的局势出现，所以地方自治思潮才会兴起。“联省自治是一种由省自治到国家联邦的国家民主统一构建模式，地方自治成为其中第一步，但由于其切合地方主义的内容，既能表现出对地方利益的尊重，又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凸现对中央政府的抗拒，成为最具有号召力的一步。”
因为清朝末年的地方自治运动而使得地方势力逐渐扩大，在经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地方各军阀为了对抗北洋中央政府、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与地方自治思想结合到了一起，于是便产生了“省自治”的治理主张，这也是对从国外传进来的联邦制思想的一次改造。原本联治派人士是希望借助这一思想，把纳入到联邦制的国家行列中来，但是却变成了用来粉饰军阀互相征战、与中央对抗的真正目的的工具。“在自治和联治的严重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然而，这种由联治造成的对北洋军政体系的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威危机乃至合法性危机始终未能消除，所以民国初年的执政者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法律，以法统之继承者自居，对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等普遍价值观，不仅要认同，还要表现出为维护这些价值基础而努力的勇气。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控制力急剧下降，不得不迎合民众扩大政治参与的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地方实务主义的存在；而地方实务主义为寻求分立合法化也往往求助于民众。”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中央权力在一步步被削弱，袁世凯时期所追寻的中央集权也成为幻影。两者之间的权力较量，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政治上的较量，在近代中国的政局变迁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是让人们感到难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