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战时特刊》的文论，我们需要先对《文艺月刊》做一个概览。《文艺月刊》因其作为国民党官办刊物、作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主要阵地的身份，长期被视为右翼刊物。但实际上，《文艺月刊》具有复杂性，很难被完全归于“左翼”或“右翼”。这一方面与《文艺月刊》编辑群体相对独立的文艺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有关。
第一，《文艺月刊》的诞生，虽然源于30年代国民党试图加强意识形态统治，特别是压制左翼在文化界的声音，但是王平陵、王进珊等文艺界人士并没有完全贯彻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而是保留了相对独立的文学自觉性，并实际上践行着兼收并蓄的路线。在左右翼文艺争夺话语权斗争激烈的30年代，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存在着把文学当做宣传工具的观点。但王平陵反对这样的观点，欣赏郑振铎《小说月报》“内容总是规规矩矩站在文艺的本质上努力着，”而当时很多“以新的姿态出现的文艺刊物”却“踏入了前期革命时代所流行的口号式的叫喊，并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们。”这也成为他经营《文艺月刊》的原则上，“《文艺月刊》、《文艺周刊》等刊物，在王平陵的调和下，党派色彩比较薄弱，几乎从不正面阐发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营造出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其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于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达赖满Dynamo的声音》，虽然也批判左翼普罗文学的阶级意识，对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妥协，却采取了一些策略：并没有像前锋社那样主张文学要树立所谓“中心意识”，而是强调超越阶级的人性、天才，“人性自发的最天真的冲动。”这已不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意识形态，而更接近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及新月派的主张了。而即使这类文章，《文艺月刊》也刊登极少。所以，比起“六一社”、《民国日报》等“虽然同处一地，但从来不刊载对方阵营中人的文章，更别提互通声气、携手合作，”《文艺月刊》的大平台呈现出多元交流的局面。其中有右翼作家的作品，有创造社、南国社、新月社、京派、现代派作品，有左翼作家作品；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以欧美理论、小说、戏剧，特别是柯立奇、兰姆等象征派或现代派居多，但也有日本、印度等亚洲作品，甚至许多苏联作品，如苏联儿童文学介绍、高尔基与莫斯科剧院、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栏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文艺界统一战线形成，《文艺月刊》发表的作品更模糊了阵营之分。主编王平陵呼吁将《文艺月刊》做成并肩作战的阵地：“文艺月刊另换一个新的姿态出现于读者之前，与其说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无宁说是责任所督促，热望全国文艺界，同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努力，大家亲切地握手。”就作品内容看，有写国民党军人的正面抗战的，如郑青士的《二一八空军大战》、王平陵署名秋涛的《歌中国飞将军》；有意识形态上将国民党政府与民族国家等同来保卫和颂扬的，如《军民歌》、《歌唱民主的祖国》、《乘着胜利向前冲》（《诗歌特辑》）；也有风格偏向浪漫主义的，如王平陵诗歌《夺回我们的“耶鲁撒冷”》（1940年第8期）。但也有偏于左翼的议题，如讨论战时文学宣传的现实性、通俗性、普及与提高等；有左翼的风格，如艾青诗歌《革命的哀歌》、冼星海诗歌《湖北劳动歌两首》（1940年第5期）；也有对统一抗战的呼求，如适夷《建立抗战的文艺阵营》（1940年第8期）。
第二，民族主义本身也有复杂性。民族主义作为概念并没有问题，因为它来自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和归属需要，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民族情感。但是，生物-历史的民族概念一旦与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概念混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前者是“一种人种的集团”，并在其历史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和记忆积淀；后者却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工作，即以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来混淆生物-历史的民族，从而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情感充当了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文学“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文艺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这看似没有问题的主张，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专制：既排斥五四的重视个体价值、提倡个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启蒙传统，更排斥左联的普罗主义和阶级意识。在民族危难中，“民族”的概念、守卫民族国家的主张，也就变得充满了张力，因为这既是出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民族情感、身份认同和尊严感、使命感，也可能被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机器所利用和扭曲，埋下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可能。从《文艺月刊》的文章看，其中既有将中华民族与国民党政府等同、主张文艺为国民政府的统治服务的论调，如“杀退顽寇，建立起我们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老实说，这就是我们时刻要求的‘伟大的作品’，”；也有直接地看都是民族情感的产物，是对战乱中民族苦难的书写、对军民抗战卫国的书写，以及亡国忧虑、民族尊严、战斗决心的表达等；还有统治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情感认同困难地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