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月刊》的文章中，文论和文学批评不但在数量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其标识的是《文艺月刊》的价值倾向、文学理念和艺术趣味。国难背景下，《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的文论呈现出与创刊初期《达赖满的声音》的人性论、天才论截然不同的面貌。
第一，从文艺价值论的角度看，《战时特刊》的文论将文学的社会功能放在首位，具有压倒的重要性，具体说就是文艺应尽对“抗战建国”的责任。
《文艺月刊》上的大量文章对五四开创的个人的启蒙、个性的解放、个体的树立的新文学传统进行了否定。既否定其个人本位，也否定其内容上侧重个体心灵书写、形式上模仿西方现代文学。吴漱予《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希望》中说：“如果觉得我们自己过去的生活，是颓废，是浪漫，散乱而无组织不足以完成新中国的建设的话，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从芦沟桥事件以来的一切暴行，不仅不悲观，反而应该感谢他觉醒了我们全中国四亿五千万同胞们苟且偷安的迷梦。……（二十年来文艺在质的方面不如预期）是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忽略了被压迫民族文艺运动的使命，而没有遵守‘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教条以求民族独立自由的必然结果。今后，我们的文艺运动，无疑地，是应该遵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教条以激励民族意识，发运民族自卫，同时，为强调这一神圣的任务并迅速地促其完成，我以为，我们应该提出‘爱国至上，抗战第一’的‘民族文艺’的口号相号召，这所谓‘民族文艺’的范畴的解释：第一必先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再进一步实现民权，民生的国本的建树。”这里，吴漱予将五四的个人主义视为颓废的，提出的教条既是挽救民族的迫切需要，也与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口号一致，无形中加强着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而提出文艺工作不可追求“创作自由”，而应“和现实的最高国策相配合”，以及在写作技巧方面“忌生硬，尚通俗，不取欧化，以期获得方大的读者并启发其抗敌意识”。胡秋原《关于战时文学的几点感想》认为之前的文艺不振，是民族的衰微导致了文化的衰微，“文穷而后工——对个人言是对的，对民族言是不对的。”而“这一次的战争，是复兴民族的战争，也是复兴中国文艺的战争。”因为，“一，所有作家空前一致的拥护政府作民族的斗争；二，所有作家空前的携手起来向抗日救国之大道前进；三，所有作家是严肃的为自己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同胞鼓其可尽之力，至少，是在尽力寻求其尽力之机会；而最后，我们有许多的作家在前线服务，而甚至在战斗中拿枪。”这种“为抗战建国而文学”是文学复兴的预演。他认为五四文学传统太急于制造新形式：“其实所谓新形式都是欧洲形式之模仿而已。一种形式常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不是一二人闭门制造或仿照外国的。在这意义上，我很难承认中国‘新诗’是一种新的‘诗’。而这也可说明，开头一段风景描写的小说，始终在中国阅读范围只限于知识圈中的原因。”提倡采取通俗的、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旧形式。
第二，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上，强调文艺的现实性，特别是小说、戏剧等叙事题材的现实性。
多数文章的论述中，都认为现实性来自于对现实的认识、观察、参与和体验。钟恵民《对抗战文艺的一点感想》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尽抗战的责任，除了强烈的情感、技巧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多体验现实，观察现实，甚至直接参与抗战的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使其情感成为符合客观的情感，而不落于五四传统的个人情感表现：“在目前文艺不该是自我表现的工具，而是在应该表现和激励多数人的情感向着一个总目标的时候。个人的情感尽管在原则上没有离开抗战，但是会因着各人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着偏向和不合客观的成份，这些我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去克服和改进，然后可以表现出忠实于现实需要的情感，因而可以使自己的诚真的意识为多数人所接受。”他认为个人感情不足于产生普遍的效果，并将这种对现实的观察称为“自然地发生对现实的各方面的热切的关心和观察”，只要把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严肃起来，有意识地向目标迈进，这种观察就会自然发生。作家可以由此有力地把握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把握会产生出真实的情感热力，这种真实的热力才是抗战文艺的据点。可见，在作者看来，“严肃目标——观察现实——客观真实的情感——文艺抗战，”是一个良性的反应链条。
对于怎样观察、体验现实，不同作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主张尽最大可能参与到“抗战建国”活动的第一线，直接体验生活。罗荪《加强文艺的反攻力量》中说：“要熟知生活，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是不够的，必须积极地参加生活，才能认识生活。”具体地说，就是“参加战斗的伟业”。他忧虑于作家群缺少参加战斗的机会和条件，提出由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负责组织“作家战地视察团”和“作家建设区视察团”，将作家分配到各主战区、游击区和建设区，进行和军队一样的调度，参加实际工作。也有的认为直接体验并非唯一的途径。王平陵《战时作品的现实性》批评了将亲身参与获得的直接经验视为捉住作品现实性之唯一途径的看法，指出这种意见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导致“消灭作品的恶果”：“有些人伪装着批评家的姿态，向作家群大声疾呼道：‘躲在后方的作家，不配描写前方的战斗。’主要的理由，听说是捉不住作品的现实性。有了这一个堂皇的前提，就有一个不必耗费思索的肯定跟着来了，那就是，作家们如果要在战争中觅取写作的题材，就得跑到火线上去。的确，这是被人们所一致恭维的‘真理’，后方的作家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像当脑门打了一下闷棍，昏昏沉沉，啼笑全非，倒不如袖手搁笔，免讨没趣了。”指出当时描写抗战的作品不如抗战爆发之初那样丰富，可能要归因于作家们无法回答批评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