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公布的材料涉及跨国公司、政治机构、政府甚至邪教等，希望通过将秘密文件公之于众，以打击公共和私人机构事务中的贪污、欺骗、滥用和渎职行为，这使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也使其面临着各种现实危机，这不仅是由于它以黑客起家的合法性地位遭到质疑，更是由于其揭露的信息大大触及了相关权力各方的利益神经。
1. 多方力量联合绞杀
维基解密得以正常运行并获得社会关注的主要依托就是互联网技术，而美国政府对维基解密的反击（尤其是在“密电门”事件之后）手段之一就是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并主要表现为对其中信息流通行为的控制。在这条泄密信息供应链条中主要存在三个主体，即举报者本人、维基解密平台以及参与其中的新闻界记者。尖端加密技术尤其是Tor技术（The Onion Router，即洋葱路由）的应用使得匿名举报者得以真正匿名，其踪迹很难被捕捉，而处于供应链终端的记者又受惠于相关法律的保护，比如《第一修正案》和对问责制的尊重意味着无论新闻记者最初是如何获得信息的，他们都不会被起诉，这使得维基解密成为信息供应链中最弱的一环，对维基解密的围剿更加奏效也更加容易。在维基解密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仅升级了其保密系统，还收紧了对未经授权传播机密信息的惩罚性法律，并降低了其雇员接触机密文件的可能性。而就法律的角度而言，维基解密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可以也已经被提起多种形式的高达100多起的诉讼威胁，比如盗版和诽谤等民事法庭诉讼，违反“数据保护法”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诉讼，以及通敌罪和叛国罪等军事法庭的诉讼，甚至是针对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猥亵与强奸罪，此外还包括各种程度不同的经济赔偿诉讼，这使得针对泄密者而设立的本就薄弱的法律保护变得更加脆弱，维基解密获得法律支持与保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各大商业实体迫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并结合自身的利益考量，也开始参与维基解密的绞杀行动。在公布了美国国务院保密文件之后，维基解密网站遭遇了大规模的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导致流量剧增，EveryDNS被迫停止向该网站提供域名（即wikileaks. org）解析服务，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10天；亚马逊也拒绝维基解密访问其基于云计算的维基解密网页寄存服务; 苹果公司从其应用程序商店中撤销了一个维基解密的应用程序; PayPal取消了维基解密用来接收网上捐款的账户；瑞士邮政金融银行冻结了维基解密的资产；Mastercard和Visa公司紧随其后，也停止了向维基解密账户的付款。直线下降的资金水平严重限制了维基解密的运营与发展，并将其野心从扩张被迫转变为生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着黑客背景的维基解密也成为黑客攻击的受害者，这些攻击要么试图暂时关闭网站的功能，要么试图一劳永逸地关闭该网站[][1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围剿行为也导致一群名为“匿名者”（Anonymous）的互联网活动家(或称"黑客行为主义者")开始对 PostFinance、 PayPay、 MasterCard、 Visa 和Amazon等网站发起报复行动（即，Operation Payback），主要采用一款名为低轨道离子炮(LOIC)的压力测试工具来阻挠这些网站的正常运行，但是这些攻击并没有对目标机构造成实质性的损失。
2. 媒体对其若即若离
维基解密的出现代表着新技术语境下公民新闻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这不仅引发了传统新闻媒体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以及对于网络信息环境中新兴竞争对手的担忧，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传统新闻话语权的重构，更重要的是，它还预示着一种新的民主监督功能模型的出现，这要求传统新闻媒体与网络民主监督势力展开有效合作，并实现相关权力与利益的合理分配。然而这个趋势对于传统新闻媒体来说是痛苦且难以接受的，因此直接表现为与维基解密微妙又紧张，暧昧不明且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方面，这种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对于记者来说，维基解密泄露的文件可以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材料，而对于维基解密而言，传统媒体对这些文件的报道可以为其赢得一定的公众注意与政治影响，因此维基解密一直积极寻求记者的关注，并与多家媒体展开合作，比如《卫报》（The Guardian）、《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世界报》（Le Monde）、《国家报》（El Pais)和《明镜周刊》（Der Spiegel）等，可是在合作过程中却遇到了诸多困难。维基解密公布的数据体量庞大，并且难以进行解码，记者们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提取出部分信息，而提取出能够作为新闻材料的有效信息就更加困难了，这影响了相关媒体的实际营收。此外，在合作的过程中，维基解密采用的风格在许多关键点上与调查性报道的既定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之间的文化鸿沟使合作变得困难，这直接导致维基解密网站的利用率不高，并且维基解密的存在一直颇受争议，迫于各种外部压力传统媒体不愿展现出与其过于亲近的姿态，《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就曾直接表明他们始终将阿桑奇视为消息来源，而不是合作伙伴或合作者，并极力与维基解密撇清关系，因此维基解密在媒体专家眼中的可信度和新闻价值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
3. 社会反响不足
维基解密的计划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步骤: 泄密、发布和等待将促成政治变革的愤怒，而在泄密数量上的绝对占优并没有带来与之相应的社会反响。维基解密在初期认为只要揭露足够多的真相，再加上互联网的催化作用，就能积累足以推翻现有政策或权力结构的力量，这种政治上的天真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不堪一击，维基解密的激进开放与新闻传播的既定社会规范发生了严重冲突。实际上，在未经消化的形式下，信息根本没有变革的力量，简单的信息披露行为并不足以引发政治行动，数据需要被诠释，被演绎，这正是传统新闻媒体所擅长的工作，他们有解释数据的能力，有长久累积起来的忠实读者，有包装信息的手段，而这些特质与优势维基解密都不具备。此外，维基解密并没有披露有实质意义的深层次的真相，它更多地在重申那些已经为人们所“默认”或准备容忍的事实，在不断唱衰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今天，美国外交权力的滥用并不能引起美国人民的反感，而在贝勃定律的作用下，经过同类信息连续不断的轰炸之后，人们的忍耐阈值反而提高了，产生愤怒并进一步促成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