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了使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发展，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发展体制，使农民“在制度上隔离、在文化上歧视、在生活上疏远”，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普遍反映，自己进城上班后，由于自己仍然是农业户口，子女在城中上学、家中长辈养老、农村承包土地等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自己与城里人的待遇也不相同，从而产生“被歧视”的错觉。这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社会保障、政治参与方面与城市相比较，有一定的差距，使农民的利益和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言，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只有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才有可能去追求安全、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这些更高的需求。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会间接导致农民对于自身的能力与价值认识不足，对自己缺乏自信心，最终影响主体性的发挥。
（二）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工作不到位
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度低，很大程度上跟政策的宣传度不够有关。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地政府的宣传面不够广泛，传播渠道单一。在“当地政府通过什么途径向您宣传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问题上，很多农民回答“在村中拉条幅，贴海报”“偶尔保定台会播报政策内容，但是我们看不懂啊”。张贴标语或者诵读新闻稿件大多是宣传政策内容本身，农民“文盲半文盲”程度较高，如果没有政策解析，没有专业人员把政策结合实际讲述给农民，告诉他们20字方针都是做什么的，会给他们以及农村带来什么改变，他们很难对乡村振兴感兴趣，更不可能会积极地参与进去。
（三）农村基层民主不健全
“村两委”是为农民办事，替农民发声的基层民主单位，但是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存在越权的行为，村中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方面存在很多村“两委”代为包办的现象。在某些地区的民主选举环节，一些老年人以及不常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选举当家人时不了解被选举者，这时就会出现“提建议”的人，农民确实是自己写的选票，而选出的却不是自己想选的人。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有很多，它使当地农民不能真正的参与乡村振兴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工作，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没有享受到乡村发展的成果。农村如果没有健全的基层民主制度的保障，就难以培育农民的主体性。同时一些村干部没能够把一些事关农民自身的政策及时、准确、有效地传达给农民，国家规定超过2000元的事项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然而低于此金额的事项村干部就很少告知村民，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认知和把握，也打消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四）农民缺乏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农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生产能力以及创造价值的主观感知。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济形态虽然使农民吃饱穿暖，给予了他们一定的生活保障，但却使部分农民缺乏了共同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合作意识以及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农民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是当地政府和村干部的事，村干部吩咐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农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提升，甚至自己都不能独立的处理经济活动，“等、靠、要”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村干部方面，在被问及“您对未来农村发展有没有自己的规划和展望”时，一些村干部说“上级政府分发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就好好完成，没有工作时就闲着”，他们也缺乏主体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农村发展的引领带头作用，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
（五）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使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不够，农村教育文化事业与城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在农村中，很多村民的受教育程度都集中于小学、初中，半文盲的人数占比较大，有很多农民文化水平较低，面对新知识、新技术以及新理念时，容易产生难以接受、难以上手、难以理解的现象。在科学技术方面，很多村民表示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和讲座，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依旧使用自己的农业生产经验，很少用到现代科技，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