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桂黔三省坡下有这样一个苗族村寨——畾寨。畾寨在行政区划中属于贵州L县H镇，作为三省坡脚下唯一的苗族村落，它被周边湘桂两省的侗族村寨重重包围，与其距离最近、交往最密切的两个村落J村和G村均是侗寨，其中J村与其相距仅五公里。畾寨现有张、姚、吴、胡、龙五大姓氏。据村委会2016年统计，畾寨现有人口392户，共1762人。其中，姚姓人口最多，有130户，占全村人口的1/3。其次是张姓、吴姓和胡姓，龙姓最少，仅有十几户人家。畾寨的房族观念很强，房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同姓家户团体。畾寨除了吴姓和胡姓共一个房族外，还有张、姚、龙三个房族。每个房族都有自己的族规，规定了每个成员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房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房族间的互动则构成了当地人社会交往的基础。
传统上，生活在此地的苗民主要生计就是种田，此外，种点树、养点家禽，以此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打工潮的出现，畾寨的村民也搭上了这趟大车，他们纷纷走出大山去南部沿海城市谋生。村里人大概从1985年便陆续去广东、广西等沿海城市打工，由于缺少相应的文化和技能，直到现在，外出打工的村民仍然从事着最辛苦的体力劳动。其中，最普遍的工作就是伐木，目前，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广西、广东等沿海城市砍树。砍树或进厂打工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每到砍伐淡季，外出的村民便回到村里休息，看望家人，并按男女两批分别宴请整个房族的人，作为回报外出期间，房族内对家人的关照。
畾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村落。当笔者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寨，即被它浓郁的宗教氛围所吸引。走进畾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充满宗教符号的风雨桥，可以看到横梁上用朱笔画着五行八卦，桥顶挺立着仙鸟，那些垂立着的写有信士姓名的花带和苗布。当置身于密集的民居中，那大门上悬挂的八卦镜，门前耸立的挡箭牌，房梁上张贴的符咒以及四处可见的土地庙，都向我们透露出这个村庄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当地还保存着一系列的民间信仰活动，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宗教仪式在上演。而主导这种信仰生活的是一批阴阳师父，他们分工明确，各有所长，为当地老百姓提供种类繁多的仪式服务。
在畾寨，村民把从事仪式服务的法师尊称为“先生”（本文用仪式专家，下同），根据职业分工，这些“先生”又可以分为阴师父和阳师父。阴师父在村民的信仰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认为具有通灵的本领。他们会“走阴”，能够进入阴间与神鬼打交道，并能将神鬼的意志带回人间。基于这种本领，阴师父成了疑难杂症的诊断者，村民们则形象地把他们称作“主治医生”。相对于阴师父，阳师父则扮演着“药剂师”的角色，他们是执行者，他们根据阴师父作出的诊断“对症下药”，最终采取恰当的仪式帮人们解决困惑。
畾寨的民间信仰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个体性的求神拜庙，其涉及的神灵主要有飞山大王、祖先以及祖师，这类活动往往以家户为单位进行，通常不需要仪式专家，并常常体现出周期性；第二类是个体性的仪式“治疗”活动，主要应对的是当地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不正常的事”，如：小孩夜哭、行人路途中突然身体不适、家中出现不顺之事、夫妻不孕不育或生病吃药不好等等，这类问题通常需要经过“走阴”诊断，然后由阳师父按照阴师父走阴的意见采取相应的治疗对策；第三类是集体性的信仰活动，这类活动常常以村落或者房族为行动单位，目的在于为集体求福祉，如清明祭祖、初一拜庙、打醮等等。
这些企图通过神灵或者仪式专家来实现自身短期或长期愿望的民间信仰活动，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功利主义行为，认为民间信仰中人与神的互动实际上是一种“交易”，人们通过贿赂神灵换取回报，进而达到个人的种种目的（健康、财富、成功等等）。这种功利主义解释，强调了民间信仰的利己性，忽视了其社会意义，从而简化了民间信仰行为的复杂性。在畾寨，我们注意到一种有别于功利主义的信仰实践逻辑。在这里，神的公共性被不断地激活，通过这种公共性，神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纽带，从而将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民间信仰行为转变为具有公共道德意义的事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支撑民间信仰运转的动力既非纯粹理性计算的功利逻辑，也非毫不利己超凡脱俗的道德逻辑，而是一种莫斯意义上的礼物交换逻辑：它既自愿又强制，既利己又利他，既涉及个人又关乎集体。礼物逻辑主张，仅凭功利的交换和强制的分配，无法建立起社会秩序所必要的团结，因为社会团结离不开情感和道义（也就是中文所说的“人情义理”）。我们认为，作为礼物交换的民间信仰，绝不是简单的“理性”计算行为，它同时包含着道德和情感的内容。所以，礼物逻辑支配下的民间信仰在行动上至少包含着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等三个维度的意义。因此，在此意义上，任何以单一维度来理解民间信仰的做法，无疑都将误入一种简化论的歧途。下面，我们将以具体的田野个案来阐释这种礼物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