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从政经历来看，苏轼一生跌宕起伏，辗转多地，扎根民间，深刻体恤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老百姓的疾苦，逐步形成了 “为官重在理财，理财必先治税”的民本税收思想，并反映在他的多部作品和从政实践生涯中。
（一）苏轼民本税收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苏轼的民本税收思想历程初步划分为形成期、斗争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本税收思想的形成期，主要阶段为1057年到1071年，即从进士及第到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判杭州通判。这个阶段的苏轼，少年得志，进士及第，有着满腔的政治抱负。所以，虽然遭遇家庭变故，仍然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宋神宗把他当做未来国相来培养。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策考试“入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度，由皇帝亲自主持，以三等为最。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后四年，宋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宋英宗接受了韩琦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让其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这段经历加之多年儒家学说浸润，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加深入苏轼内心，这期间他写的大量国事策论就是例证。
第二阶段是民本税收思想的斗争期，主要阶段为1071年到1079年，即从被贬杭州通判到“乌台诗案”发生，这段时期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及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也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针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苏轼先后三次向皇帝上表反对。代表作是《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中》、《拟进士对御试策》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躁冒进，认为应该“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二是反对王安石重复设置财税机构三司条例司，认为王安石新法是“与民争利”，必须撤掉其变法机构。撤销变法机构，就是从根本上取消王安石变法。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搞一刀切。苏轼认为，每一项改革措施，既要有总体规划，也应该对相关问题区别对待。比如对于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最开始就是苏轼上书改革衙前役的，但苏轼反对一刀切，反对把过去和现实中一直免差役的女户、单丁户都列为免役的范围。特别是他到杭州、密州等地为官时，看见推行免役法后，冬季成年男子无事可做，影响社会治安时，他更加反对一刀切，提出政策制定要符合民情。四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只注重政策制定，不注重过程监管。比如，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在立法旨意上是对的，但是没有考虑到当时大宋的实情，没有制定相应的过程监管措施，导致在执行过程中不仅没有减轻中小户负担，反而加重了税负，事与愿违。
这个时期的苏轼，一方面努力上书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一方面作为地方官员在执行朝廷政策的同时，尽可能地想办法纠正新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但他的“量入为出”的税收思想，与当时宰相王安石的“量出为入”执政思想有本质冲突，苏轼以民为本的税收思想在实践中处处受到挤压，直到“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奸人陷害，锒铛入狱。
第三阶段是民本税收思想的成熟期，主要形成阶段为1079年到1101年，即从“乌台诗案”发生到病故。嫡居黄州5年的苏轼，从“乌台诗案”中反省自己，也思考王安石的变法的成败原因，自身的税收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他认识到全盘否定新法的赋税制度是不客观、不理性的，而赋税制度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综合考虑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在实践中践行改革，在改革中完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坚持改革强国。在苏轼和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范镇等名家一样，都有一颗强国、报国的心胸和情怀，都有改革的决心、信心，都属于改革派。苏轼提出“荡涤振刷”，视为除旧，“卓然有所立”，视为布新。这和王安石提出的“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达到“中国安宁、蛮夷顺服”的目的，立意上是完全相同的。面对司马光要尽废新法，苏轼也主张改革而不是守旧，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之法可守不可变”，指责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苏轼文集》卷二十七）。二是坚持以基层实践推动改革。比如，上任登州，便在《乞罢登莱榷盐状》提出取消政府垄断食盐经营的主张，“先罢登、莱两周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得到皇帝和朝政的认可和批准。在杭州、惠州、儋州任职期间，苏轼也以一种超然的思维理财和治税，为百姓谋福利。他支持民众“要致富，先修路”，上书皇帝为民呼吁减免税，倡导和指导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