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行为或翻译活动不会无缘无故产生，而且作为译事的主体——翻译者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选择什么类型的文本进行翻译需要依据译者的翻译动机，如译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译者的民族主义觉醒，“在翻译史上，因为译者的民族情怀而影响对原文文本选择的情况时常出现”，还有译者的学识、社会经验、情感和兴趣等动机也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如果接触的是源语材料, 译者也会根据源语材料的国别、作者和文本类别等来选择是否进行翻译。“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有了动机去选择文本，就有了翻译实践的开始。“译本对译者需要的满足和译者对译本的兴趣最终促成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当明确了为何而译，译者对文本的翻译任务和使命感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瞿秋白不同于鲁迅、陈望道、冯雪峰、成仿吾等人，并非经由日文转译，而是直接从俄文来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文化转型期社会急需各种异文化的理论、思想。而且，“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以翻译富有思想觉悟的文学作品与旧社会旧思想抗争，都为后期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奠定了思想高度和前期准备。另外，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瞿秋白想要以译文，进而从思想上求知救国的动机，催生了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使命。根据范立祥的研究，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方面的背景，背景一是左翼文化界需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背景二是当时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怀疑、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背景三是源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需要发展。无论是哪种情况，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瞿秋白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潮的洗礼后，其唤起中国民众的思想觉悟和传播先进理论以改造社会的动机是他终究会以自身俄文所学来选择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结果。说明了“他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中国的政治、文艺，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