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手稿体现的一种态度是科学研究可以“犯错”而不能“犯罪”，犯错是着眼其研究方法，犯罪是针对其研究立场。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等人对李嘉图的批判是源于不懂得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法，这只是在科学研究方法“犯错”，那么，马尔萨斯在著作中为落后的土地贵族辩护则是“对科学犯罪”。
对于李嘉图的“生产中心主义”、“发展中心主义”，李嘉图主义的一些伤感主义的反对者，如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及其门徒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不是生产本身而是人本身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资本论》手稿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从个体与类的辩证法的角度，对西斯蒙第这种小资产经济学家的经济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西斯蒙第等人实际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了，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中心主义或发展中心主义，无非就是强调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是第一位，而人类的生产力又是“人类天性的财富”。不能将个人福利、个人发展与社会福利、社会发展对立起来，不能因为个人福利而使全人类福利受阻，就像不能因为战争会造成个人死亡而一概反对任何正义战争一样。对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与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人的发展的关系，不能持有形而上学的统一的观点，二者经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的，“种”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作为“类”的人要实现发展，往往会牺牲掉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个性的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但是二者最终会实现和解取得发展的同步性。
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和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不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代表的则是腐朽的、没落的封建土地贵族和一些不劳而获的社会群体。马尔萨斯作为英国人口学家和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他那个时代庸俗经济学中最保守的人物。对于他的著作，马克思亦充分注意到了。马尔萨斯也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与李嘉图不同而与西斯蒙第相同，但是他与西斯蒙第“相同”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对马尔萨斯来说，还有比生产发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希望的“生产”只有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才可以被接受。也就是说，他只希望为了生产而牺牲某一个或者几个阶级的利益。比如说，他也与李嘉图一样赞同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牲畜甚至陷入饿死和光棍的境地，但是这种“赞同”不会延伸到土地贵族那里，而且是出于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考虑。当生产发展要求减少土地贵族的地租或威胁到教会税收时，或者在贵族同资产阶级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阶层同进步阶层利益对立时，马尔萨斯都是竭尽全力保全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牺牲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在他那里，特殊阶级利益是首位的，为生产力发展所做的牺牲是有限的、局部的。
马克思对这位资产阶级化土地贵族的代言人有这样的评价：“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即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拿当时的“谷物法”来说，英国农场主安德森也是维护这个法律的，但是他的立场则是基于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基于已经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地主贵族利益的考虑。马尔萨斯之所以采用安德森的结论，则是因为他巴结土地贵族。对马尔萨斯来说，只有在安德森的结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限度内，他才保留安德森的实际结论，而对于超出这个限度内的其他结论，他则是予以抛弃。不仅如此，他还为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辩解和为劳动的剥削者进行辩护。在他看来，不是基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异化引起的不平等交换和贫富差距，而是“对罪恶的惩罚”导致了“人间的贫困”，因此必须有一个“悲惨的尘世”来训诫穷人。
马克思通过对马尔萨斯学术史的考察，发现他一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充满着辩护论色彩。他的第一部著作《人口原理》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就是为了反对历史的发展。他的《关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理由》和《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过时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纳入对土地贵族、教会和食税者来说才是有利的和合适的范围。
马克思进而指出，如果说西斯蒙第等人对李嘉图的批判是源于他们不懂得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法，只是没有掌握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辩证法，尚不至于在科学研究或学术道德方面“犯罪”，而只是在科学研究方法“犯错”，那么，马尔萨斯在科学研究伦理方面则是“卑鄙的”、“对科学犯罪”。马克思对自己的这样评价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他从科学前提做出的结论是“看人眼色而不是毫无顾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上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就是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 ”详细说来，马尔萨斯“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他反对“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对于被压迫阶级，马尔萨斯则是一派毫无顾忌、残酷无情，而且毫无隐晦地直接地宣扬这种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