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白银的货币化，赋税折银成为一种趋势，北运白粮与官布的改折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由明初征解本色，后变为有本、折之分。松江府官布与白粮的改折大约可以分为两大类：形成定制的改折和临时性的改折。
（一）形成定制的改折
松江府官布中的阔白棉布、白粮中府部等衙门禄米和惠、桂二王禄米的改折是有定额的，即形成定制。官布的改折始于弘治十七年，所征阔白绵布以十分为率，六分征本色，四分征折色，本色即为折粮布，折色则为折银布。至明中后期（万历年间），将阔白棉布中改折42226匹，其改折率约为24.1%，每匹折银0.3两，该银12667.8两，每正银1两编解扛银0.014两，该银177.3492两，共编银12845.1492两，分派于华亭、上海两县，此项银两收贮于太仓库，用以官员折俸、赏赐军士冬衣、解支边用等。
北运白粮中征解的府部等衙门禄米（府部等衙门禄米最先是解运至各衙门收，后改为交收到禄米仓），其改折则是始于嘉靖元年，八分糙粳正米13127.7952石，二分折银米3281.9488石，每石折银1两，该银3281.9488两，每两解扛银0.014两，该银45.9472832两，同正粮批差，粮解赴府解部。秦博认为这仅是嘉靖元年一年江南五府的改折之额，并未形成定额。但就松江府而言，似乎已成定制，在其后的万历二年，户部尚书王国光议将禄米仓岁收俸粮，“每年遇米贱时月，照依时价放给折色壹贰月，永为定规。”万历皇帝下旨“是这白粮以后除原议二分之外，再不许议改折，钦此。”也就是说，从嘉靖元年开始，松江府所征解的府部等衙门禄米是一直遵循八分本色，二分折色的定额。万历四十七年加增的惠、桂二王禄米先是征解本色，后奉文改征折色，共银2269.596两，即每石禄米折银1.134798两。此两项折银米总计征银5597.4920832两，在该府所征解的白粮正米中，其改折率约为6.8%。
（二）临时性的改折
松江府征解的官布与白粮中临时性的改折有两种情况：一种视内府库的储备情况进行的改折。如光禄寺的白粮改折，万历二年，户部给事中颜容舒奏，“光禄寺积贮白粮二十八万七千一百余石，合尽数查盘，中间积贮年久，正耗亏折，请“照便递减，仍将盤出附余通融抵补，自后放粮新陈搭配”，乃“从之”。万历五年，户科给事中刘鲁条议，“光禄寺粳糯及上中白米积贮数多，将来陈朽，乞要折纳。”户部尚书殷正茂议覆将“本年的本色粳米每石折银壹两，糯米每石折银壹两贰钱，征解交纳”，“陆年分仍征本色，以后本折轮年征运，候白粮支放太半，照旧通派本色”。至万历九年，因光禄寺卿萧廪题称“大官等署白粮近年存积数少，供应不敷”，请将“本折间派之法量为酌处，仍征本色”。但由于东南五府饥荒，准五府白粮该年仍征解折色，万历十年以后通派本色，其中“每年上粳糯米每拾分征派本色捌分，折色贰分，中粳米每拾分征派本色玖分，折色壹分，粳米每石折银壹两，糯米每石折银壹两壹钱，征解交纳本寺。”一种是因灾改折。弘治十五年，“以苏松灾伤改折起运粮米，北京官员月米每石折银八钱”。正德三年，苏州、松江、杭州等府旱灾，总督苏松等处粮储都御史罗鉴请将兑军米并两京官吏俸粮折银，户部议覆“兑军米内量准折银四十万石，石五钱，两京俸粮内准折银一十万石，石七钱，省其脚耗，以补有灾不能起运之数，犹不足，则於临德等仓支运本处俸粮，及赈济所需，听从宜处之”。正德四年，苏、松、湖三府水灾，户部据巡按御史李廷梧并管粮御史苏锡奏，“苏州府兑军粮已量折二十五万石，仍请再折二十万石，并两京府部该运岁粮俱每石折银七钱，临德二仓请运二十万石以补京储，京库折色并阔白绵布请量起一项，余俟丰年征解，下户税粮俱请停免，从之。”。以及上文提到的万历九年，东南五府饥荒，提准光禄寺白粮征解折色。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官布、白粮的改折多为与灾荒有关的临时性改折，不得已而为之，仅止权宜之计，待丰年仍要补足；形成定制的改折所占比例是较小的，其对象是官布中的阔白棉布，以及白粮中供给府部等衙门的禄米，而关系到皇室内府御用的阔白三梭布和白粮仍全征本色，并无改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