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原因
贫困边缘群体产生的个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贫困边缘群体受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较低，亦或者说，部分贫困边缘人群都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因此他们很难从事智力型工作，大多从事体力型工作，除此之外，他们后期接受就职培训的可能性也较小，一是因为其收入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支出，而是因为观念的原因，缺乏技能培训或者专业就职培训的意识，导致这一人群就业机会小，无法胜任高技术或高水平的工作，从而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因此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另一方面，受自身或者家庭成员健康水平的影响，如果某一贫困边缘户中有得重大疾病或者慢性病的成员，丧失劳动能力去获得收入，再加上家中用于医疗的费用是及其庞大的，就算这一贫困边缘户的收入是稳定或者相对略高的，长此以往，医疗费用的支出也会导致其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下降，以致重新返贫。
（二）社会原因
对于贫困边缘群体的形成往往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更多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个群体的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制度的变革以及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
1.经济体制转型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就是逐步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是一个摩擦和冲突不断的过程，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必然带来一些消极影响：（1）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要求优胜劣汰。由于社会成员受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竞争中存在着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等现象。在市场竞争中，那些能力较强的竞争者成为获益者，而那些能力较弱的竞争者就成为受损者，有的甚至遭到淘汰的命运，成为竞争的牺牲品，滑到弱势群体的位置。（2）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由于社会成员拥有资源的不均衡性与自身能力的差异，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两级分化非常严重。贫困边缘人群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艰难的处境，更是增强了他们的脆弱性。（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较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制度有所差别，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西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缓慢，在此过程中更是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拉大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差距。
2.制度变革方面：我国在部分制度体系上某些群体排斥在外,使他们变成社会中心的边缘人,不能享受制度本身的好处和利益。制度作为文化进入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认知体系,有许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制度和政策所导致了边缘化。这些制度包括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与教育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虽然现行发展比较完善，但是在公共投入中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偏低的。这些制度往往涵盖了特定的人群，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往往没有办法涵盖，比如在城市的农村人或者农民工，有一些享受不到和城市人群等同的医疗保障和劳动就业权利，还有一些待业人群和退休人群的社会保障权利没有办法完全落实，部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人群可能在收入上和其他普通人群不相上下，但是会在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被排除在普通人群之外，导致他们暂时的困境得不到解决，越来越糟糕，逐步返贫，从贫困边缘人口沦落为贫困人口。
2.贫困标准制定方面：一方面，“贫困”标准的制度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一直以消除绝对贫困为主，相对贫困为辅，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贫困的标准普遍偏低，刚性的贫困标准造成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使得刚刚超过标准线的人或其家庭失去了救助的机会；另一方面，“贫困”标准的界定非常单一，往往以收入为主。如果以收入为标准，一是统计收入的方式缺乏科学性，只能从贫困边缘户自己口中或者邻居他人口中得知，数据存在不准确性，二是有一部分贫困边缘人口收入是超过贫困线的，但是可能家中有重大疾病患者，或丧偶独居，或单亲家庭，这些人面临的困难未列入扶贫标准考虑范围内，这些人极有可能从贫困边缘人口变成贫困人口，增加扶贫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