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继经济繁荣发展之后，进入到文化全面繁荣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关于文化的认识，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文化的意义就在其对人们生活所起的作用”。费孝通也提出人本主义文化论——文化既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基于人本来看，文化也是一种认知系统，包含了在某地域范围内，与各族人生活相关的一切综合，融汇了人们生命各阶段相应的处世方式与情感态度，包括了人的食、衣、住、行等方面衍伸出的各种综合性因素。
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多民族的历史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而西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多样文化的缩影。按照文化存在形态来说，西北地区既有以物质文化宝库姿态展示于世人的岩画、彩陶、古建筑遗存、石窟寺、民居、服饰、雕塑、壁画等；也有以非物质文化形态存在的各类民间宗教活动、民族史诗、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各类手工技艺等等。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在西北地区现存的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地在多民族之间交流互融、兼容并包，并因各族民众的需要而逐渐创造形成的，因此多样性的文化特点具有必然性。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我说的“形式”，是人类学中所指的“仪式”、“象征”，也即是“意义”。它在一种文明、一种文化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作用。美术是不同文明中最直接的图像化呈现，属于费先生所说的“形式”之一。无论物质的艰难与富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视觉呈现即“形式”的要求从没有停歇过：当先民们制作陶器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时，他们会注意到器型的对称、圆正，甚或绘以各类图案；当土司在建立自己的府邸寺院时，除对于坚固、耐用等功能性需要之外，还会兼收并蓄不同民族信仰的文化形式，用精美的砖雕、壁画装饰其宅府寺观，以期能够更顺畅和谐地治理一方地域；当农民在编制一个竹筐时，除了注意结实耐用外，还会追求形状的饱满与外观的光滑；当一个母亲给孩子制作衣物时，除了遮体保暖，还会用母爱去添加很多装饰图案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景等等……诸如此类，美术并不是物质额外的附加品，而是与所有人类文化产生过程同步产生的，是社会精神文化中的形式呈现，是文化的存在状态。
在近代美术教育发展中，20世纪前期影响比较重大的，当首推鲁迅关于国外文艺理论及现代美术思潮的译介；鲁迅的眼光是全方位的，作为大思想家、大文豪而着力美术理论的译介，其本意“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置在华国的艺苑”，而是为了“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民国初年，蔡元培从德国美学中得到启发，提出建立“大美术”的概念，美术包括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学科。他的这种美术观，是指美术功能与价值实现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中产生作用，凡是具有美的形式，皆应属美术。蔡元培先生提出，美的教育不同于知识的计较，而在于感情的陶冶和养成；陶行知先生提出对人的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美术学在中国的形成与进步，跟百年来文学、哲学、美学、诸姊妹艺术学科以及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图书版本学与校勘学甚至自然科学技术等的学科自觉与学术发展，从内到外都具有紧密的联系性，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所以说美术从来都不能离开社会文化体系而独立存在，它的存在集中体现了多样社会文化的视觉化。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多样性是保证其活态的重要因素，美术作为人类文化视觉呈现形式之一，自然也是多样性的。“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各个文明得以‘不朽’的最可靠的保证。一种文明、文化，只有融入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例如鲁土司世居西北，统治永登地区五百年之久，在十九代的传承中，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其中既有藏传佛教的信仰，也吸纳道教文化元素，熟悉儒家文化，五世、六世土司撰写的石碑藏文与汉文共存一个石碑的两面，汉文书体优美、文笔流畅，他们是多样文化传承最好的实践者。现在大多数学校在美术教育中都提倡：运用多样的手段，尊重人的天赋个性，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以反映和表现多样的人文社会精神。新的美术课程改革中也明确界定了美术课程的人文性质。这就是说，美术教育责无旁贷地担负着培养主体人文精神的重任，人文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对主体自身的最终精神追求，具体表现为对真、善、美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怀，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