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社会在世界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有着非常浓郁的乡土人情，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到处都有礼物交换的存在，且不同目的的礼物交换反映出了送礼者不同的礼物观。如前所述，中国汉族乡村社会的送礼者礼物观大致有：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而送礼物；为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而送礼物；为了做给后人看而送礼物；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送礼物。
（一）与《礼物》中“礼物观”的比较
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中也分别对波利尼西亚的赠礼制度、美拉尼西亚的库拉、西北美洲的夸富宴做了详尽的描述，且对其送礼者的礼物观进行了分析。那么两种礼物观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有何差别呢？我国汉族乡村社会中的“礼物观”相比于古式社会中的“礼物观”其进步之处是什么呢？
波利尼西亚赠礼制度中的礼物之灵在毛利部落表现为“豪”。“豪”指的是事物中的灵力，尤其是丛林及林中猎物的灵力，“豪”的载体是“塔恩加”，同萨摩人一样，毛利人的“塔恩加”也是礼物，“豪”有着一种天生的不安分，注定要在人们之间流动，并不是为了使某人永久占有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波利尼西亚赠礼制度中的送礼者的礼物观是由于“豪”的存在使得其不得不进行礼物交换；美拉尼西亚库拉的特征是对峙、破坏和打斗，且库拉是少数人的礼物交换—贵族的“奢华游戏”。在库拉交换时有两方面的基础，一方面是程序上拘泥细节和恪守礼节，另一方面是心理上送礼者充斥着炽烈的怨恨与贪婪。基于这样的基础，人们对作为赠礼者角色送出的礼物，总是期待着比这些礼物更多的回报。这体现出送礼者的礼物观是为了得到比送出礼物更多的回报；西北美洲夸富宴的本质是给予，首领证明其拥有很多财富的办法是将其所拥有的财富分发甚至挥霍掉，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任何人都感到一种强大的送礼的压力，如果没有遵循游戏规则就会被人看不起，丧失颜面。对贵族来说，违反规则就是对礼节的破坏，会因此而丧失地位。此外，夸富宴有着与库拉一样的回报体系，即收到礼物的人必须进行回报，而且不仅是回报，一般还要高规格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西北美洲夸富宴中的送礼者的礼物观是迫于规则不得不送出礼物和期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礼物》一书中记述的送礼者礼物观包括：由于礼物之灵的存在而迫使人进行礼物交换；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而进行礼物交换；在规则的迫使之下进行礼物交换。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更多是被动的和伴随着贪婪的欲望的，而中国汉族乡村社会的礼物交换更多是自愿的和伴随着友好感情的。通过两种礼物观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我国汉族乡村社会的礼物观在整体上是积极的，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莫斯在《礼物》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礼物交换（échange-don）表面上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都是义务性的（obligatoire）。这样的论断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也是不完全适用的。
（三）汉族乡村“礼物观”的价值
阎云翔通过分析黑龙江下岬村的社会生活交往，发现了礼物交换的原则、模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运行方式，但美中不足是最后的结论却比较空泛无力，对于礼物交换的驱动力及意义未做深层次分析。但礼物和礼物交换作为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在汉族乡村社会中多有体现，且如前文所述众多现象中展现出的每一种礼物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汉族乡村独特的礼物交换文化。而总的来说礼物观的作用是促进了礼物交换，其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礼物交换创造、维持并强化了社会关系结构[9]。汉族乡村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不仅其社会秩序的构建基础是人情关系的建立，而且其社会秩序的稳定也离不开人情关系的维系。礼物在汉族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维系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驱动人们进行礼物交换的礼物观中，无论是哪一种礼物观的存在都在送礼者心理上给予了一定的鼓励，促使着他们去送礼，送礼的过程就是乡村社会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交往过程，这样健康的交往过程促进了乡村社会人情关系的良好发展，而随着人情关系的良好发展，将会使得汉族乡村这个人情社会的社会秩序得以构建并稳定的运行。因此汉族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良性运行都离不开乡村内人情关系的存在，而礼物的流动又促进了人情关系的维系。
2、礼物观的存在拉动商品经济的发展。礼物分为表达性的礼物和工具性的礼物，而工具性的礼物又可以说是充当了一种准商品的角色，频繁的工具性礼物的交换，伴随着的是频繁的礼物购买，也就是商品的购买。
3、礼物观的存在有助于汉族乡村社会的稳定。在礼物观促使送礼者送礼之后，收到礼品的人在心理上往往会形成一种感激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有助于双方更好的相处，在发生矛盾时也较容易化解。即使是乡村社会中的两人或两个家庭之间有过节，往往在礼物观的驱使下一方首先送出礼物，无论是表达性礼物还是工具性礼物，都会使得过节缓解，进而使得两方友好往来。只有乡村这个人情社会中的人们之间有着人情，而不存在各种矛盾的时候，才可以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