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亦即“旁观者”或“围观者”。早在190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呵旁观者文》，其中写道：“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可见，“看客”现象存在已久并且已经引起少数人的忧患。真正将这一现象作为重中之重的要素纳入文学作品的是鲁迅先生。当他发现学医并不能拯救国人之魂时果断弃医从文，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以惊醒“铁屋子”中熟睡的人们。这一现象的发现及觉醒，离不开鲁迅年幼时家庭变故而遭世人冷眼的童年阴影和留日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当时幻灯片呈现的是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的中国人，而其周围站满了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等待鉴赏示众盛举的国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此后，这种令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看客”众生相暴露于他的所有小说之中。有学者将鲁迅笔下的“看客”归纳为四种类型：无聊的看客、无情的看客、无知的看客、无邪的看客。他们多以群体出现，没有具体的外貌特征，只是看得很认真，正如小说《药》中的形象描写：“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示众》更是一幅看客百丑图。而那些被看的人们，有哪一个躲得过悲惨的命运呢？虽然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人的悲剧命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得不承认，看客群体所形成的巨大推力足以将不幸的人推入深渊。
同样，《尘埃落定》中也出现与祥林嫂命运相似的人物，同样涉及到“示众”的场面和无情、无知、无聊、无邪的看客们。“看客”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国外亦然，但是外国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与普遍。“看客”现象的形成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也与“奴化”的教育有关。在阿来的“创作宣言”《落不定的尘埃》一文中，作者强调要以“普遍的眼光”看待族别与地域文化，从而表达出某种“普遍的意义”与“普遍的历史感”。[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月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2期。]作者聚焦于特定族群生活，去寻求全球各族生活体验之间的有差异的普遍性，成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2018年12月10日，在一期读书节目后阿来接受采访，认为他自己写《尘埃落定》最大的创作动机是写一本小的中国史。阿来说：“我们都知道大的中国史，但很少知道我们身边需要的那个小的中国史，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书。”在早前的采访中阿来就曾说过，“也许大家下意识强调藏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总生出一些无端的神秘感，而我们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的经历与感受的共通性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我始终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由此，阿来反复强调作品不止于抒写丰厚的藏族意蕴，更在于反映其所聚焦的嘉绒藏区的土司社会，实质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王国的缩影——拥有各自的领地和臣民，保留着被任意驱使的奴隶，保留着维护土司至高无上权力的种种残酷刑法等等。这样，通过西北藏区这一特殊区域的社会变迁，力图展示人类历史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