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强调“视觉艺术”的超现实主义文化运动冲击了美国诗歌领域。诗人们把来自于潜意识中的视觉意象转化为诗歌创作（无意识写作），这种貌似无逻辑、非理性、怪异荒诞的艺术手法不仅实现了诗人在诗歌内部梦想与现实的和谐共存，而且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形成了美国散文诗的概念。散文诗兼具诗歌表现力、抒情性及散文描述性其本质为诗。四、五十年代拉美“反诗歌”运动及欧洲超现实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战后美国散文诗的发展。散文诗（prose-poetry）与“反诗歌”(anti-poetry)皆旨在破除诗歌旧传统，形式趋于散文，侧重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而当代诗人声称的“无意识书写”更多的借助于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超现实主义普遍存在于当代美国散文诗作品中，而超现实主义与“反诗歌”二者的联系被文学评论家恩瑞克·尹博特（Enrique Imbert）戏谑为“喝了几杯超现实主义酒之后脑袋朝下的传统诗歌”。笔者认为作为诗歌类型而言，散文诗具备了“反诗歌”的开放性、变革性和实验性，“反诗歌”求新求异的思维方式和创作理念彻底颠覆了作者及读者对传统诗歌的认知。 战后美国诗人在散文诗创作实践中，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胆运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力求表现自我，彰显个性，表达个体经验与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当代美国散文诗无一例外地折射出超现实主义的影子，使其具有了“反诗歌”的意味。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诗人伊格内托而言，他的散文诗是超现实主义美学观点的典型体现。诗人多以清晰直接的语言描绘普通人生活和日常琐事。他的散文诗鲜见传统诗歌的技艺，语言简洁明快清澈，甚至有些平铺直叙；诗歌主题多样化，善于从现实生活汲取人生哲理；诗意蕴含寓言性，超现实主义意象常常融入散文诗的情节描述中。以《我重重地坐在地上》（I Sink Back Upon the Ground）为例，这首散文诗展示了诗人“我”的无意识心理流动，通过“自我”与“耳朵”的微妙对话揭示了诗人内心的“秘密”。诗中提及的 “斑马”、“动物饲养员”等意象体现了诗人对自我与他者、本体与世界的哲学思考。诗人运用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通过“耳朵”、“斑马”、“动物园”、“饲养员”这些“具体材料”，潜入无意识领域的抽象认知，在无意识心理与现实世界之间试图寻求一种和谐平衡的话语表达方式。因此，这种对话式的言语、漫画式的人物形象、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表现力，使得当代美国散文诗呈现出浓厚的“反诗歌”色彩。
当代美国散文诗普遍反映了诗人的“反诗歌”意识，体现为叙事成分、口语化、黑色幽默、反讽、拼贴、跳跃性、碎片化、非理性和非逻辑。散文诗文本的开放性和杂糅性满足了“反诗歌”形式的需求，而后现代主义诗人将视觉艺术和行为艺术融入散文诗则强化了“反诗歌”性。诗人拉塞尔·埃德森是将当代美国散文诗“反诗歌”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他的散文诗表现了超现实的个人精神世界，将无意识隐蔽世界里的深层意象以“新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埃德森强调散文诗创作中的“梦幻思维”—“意识到无意识或清醒着作梦”，这似乎已成为当代美国诗人的共识。同时，荒诞怪异、漫画夸张、反讽戏谑、陌生化形象、戏剧性突变、反常规语言都无疑体现了当代散文诗的“反诗歌”特质。以散文诗《桥》(The Bridge)为例，“行人过桥”的普通事件被诗人异化为漫画式的“惊悚之旅”，“a bridge made entirely of bones”和“hills and valleys made of flesh”被戏剧性地喻为“skeletal reconstructions of a huge dinosaur”。荒诞怪异的场景中穿插了叙述者“我”与“母亲”关于过桥探险的书信体对话，其中猿猴吃香蕉咬掉手指而责备“我”的片段有违逻辑常识。诗人运用非理性的联想、对现实与虚构的模糊以及潜意识里的深层意象无疑使散文诗的“反诗歌”色彩更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