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工智能取代大量岗位对人类工作和生活的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的奇点的迫近，关于“机器偷走你的工作”的言论充斥各大媒体平台，毋庸置疑，高度常规性或重复性的工作必然会被计算机不断增长的运算和储存能力所威胁。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认为，到2025年自动化将使1/3的工作岗位成为多余。在传统就业观中，失业下岗更多的是与体力劳动者相关联，例如出租车司机，收银员。随着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与储存能力的不断提升，失业的危险信号在教育程度较高、最初职业选择自由度较高的白领人群中频频闪烁。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原有职业有除体力之外的更多智力以及情感上的投入，职业的相对高薪资高地位被认为是他们多年刻苦学习的回报甚至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当白领精英阶层面临艰难的求职环境而被迫转行时，要先把自己从对前职业的热爱和坚持中解放出来，要抹去对前职业原有的认同感和骄傲感，并适应新的职业身份，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是在另一个行业从零开始。
从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工作不仅仅给人提供经济来源，还赋予了人重要的社会意义。工作除了是人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本身更是一种目的。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指出：“工作对现代人而言必不可少，人们越来越追求通过工作来进行自我实现。”而且，休闲的价值只有作为工作的补充才能体现。然而，随着全球发展人工智能的节奏加快，当工业的程序化和标准化能够完全实现无人生产，当建立的算法模型能够使得财务和经营决策智能化，当基于大样本基数的各项咨询和诊断工作的结果可以自助获取，甚至新闻写作等原本的创作性工作都由机器人重新定义时，人机协同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工作主流模式。到那时，有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的人类，应该如何重新调整乃至放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以劳取酬的习惯和本能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5]。当人类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观念，社会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安排时，如何利用这突如其来的丰富的休闲时间，我们是否会在这异化中显得无所适从甚至精神崩溃？这又会给社会管理者带来怎样的治理压力呢？
（二）技术加剧的个体化与社会活力下降的挑战
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贝克（Beck）、吉登斯（Giddens）等突破传统社会理论的解释框架，认为近代以后人为风险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自反性，现代性利用现代性力量挖了现代性的墙角，即风险社会中那些带来不受欢迎的、负面效应、伤害性的事物是现代化胜利的后果；二是全球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化持续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弥散。可以想见，随着全球各国对智慧社会的大力推进，由智能技术支撑的智慧社会受到强大技术反噬的范围和可能也必然地扩大和提高。
“风险社会”从必然性、应然性两方面对于在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中强化自主性提出了要求，那么，当我们转而直接面对如何保持和加强自主性这个问题时，则发现自主性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正面临着个体化进程所隐含的社会原子化的威胁。
原子化社会离散带来的是双重效应，一方面在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的未来社会里，被技术所设定和满足的生活是极其便利，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弱化了各种社会基本连结，不仅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又因为个人的归属和利益变得碎片化，同时也从阶级结构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个体成为自我命运的锻造者，而不再由他人决定。现代包括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层次日趋多元化，大都以“个人”为执行单位，在消费物品、教育培训、工作要求等方面甚至是“私人定制”的。
但是另一面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就是公共精神的凋零。当今社会人的个体化具体呈现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体日益从传统、家庭、社区的约束中脱嵌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保护伞的选择，越来越直接地暴露在四处弥散、无孔不入的风险之中。当社会呈现原子化状态时，同时也是陷入海森堡式的不确定性自由，那么社会成员作为个体就陷入了普遍的软弱之中。然而出于自发地想要来维持“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这种软弱会促使他们去仰仗当局并依赖各种确定性的正式的社会制度。毫无疑问，个体化进程为社会原子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然而社会风险也不断地向孤立无援的社会个体沉淀，在权利缺失下的“中国式生存焦虑”加剧下更可能呈现的是社会向心力丧失的两种趋势：个体要么是成为服从命令的机器，要么是陷入社会涣散的一盘散沙，而并不是所期待的健全有序的、社会活力迸发的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