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大批华工来到新西兰奥塔哥省淘金时,当地社会对华工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官方与商界人士认为华人安分守己、吃苦耐劳,能对奥塔哥已被开采的金矿进行再次开采,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正在日益萎缩的淘金产业。另一方面,欧洲矿工将勤劳并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华工视为工作机会的强劲竞争者,对大批到来的华工十分反感,认为华工是异教徒,且不诚实。随着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冲突的加剧,新西兰社会逐渐形成排华合力,于1881年实施的华人移民法案,规定每人入境时需缴纳10镑人头税,且有抵达船只吨位与移民人数比例关系的限制。此后,新西兰政府针对华人出台的移民法案在人头税和吨位限制方面不断提高。如1896年人头税增加至100镑,吨位限制提高到每200吨准载华人一名。可以断定,新西兰政府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中执行的移民政策对华人是极端不公平的。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形象脱离了正常的评判轨道,被一步步扭曲和丑化,华人群体为此蒙受了诸多的不公指责和肆意侮辱。
新西兰对于华人的不友好态度与限制移民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根本改变。1944年,新西兰正式取消针对华人征收的人头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已经大大减少。1940年代作为避难儿童抵达新西兰的伍德明医生,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一生未遭受过任何歧视。1980年代以来到达新西兰的新移民,普遍认为在求职和生活中没有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
考察新西兰种族关系的变化及原因,可能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思考:首先,新西兰实行排华政策的内在动力,涉及种族、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因素。新西兰是移民国家,本身人口较少,华人来到新西兰的1866年,当地仅有20万人,1877年也仅增加到41万人。当大量黄皮肤的华工涌入时,白人顿时产生危机感,强烈希望构建纯粹的白新西兰国家(除原住民毛利人外)。这一点与新西兰地理临近、历史接近的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有相似性。政治家们为了迎合民意,获得有利政治资源,也日渐支持激进的排华法案。而愿意雇佣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繁荣的商界力量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华浪潮中日益式微。凡是新西兰经济形势不乐观或劳动力过剩时,华人就会成为替罪羊受到打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大批退伍军人视华人为工作机会的强力竞争者,排华舆论再次掀起高潮。大多数华人不信基督教,周日依然辛勤劳作,亦常被攻击,视为异类。所以,新西兰内部包涵的排华因素复杂多变。
其次,新西兰实行的对华移民政策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中新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19世纪后期正是中国国力日渐衰弱、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期。新西兰方面处理华人移民问题时,往往采取单方面立法的手段,无所忌惮地把华人群体当作被辗轧的对象。而当清政府意识到海外护侨的必要性时,并无实力与有关各国就排华立法进行有效交涉。至清朝统治末期的1908年,清政府任命黄荣良为中国驻惠灵顿第一任领事。黄荣良曾留学美国,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外交官,代表中国政府抨击了新西兰的排华立法。可惜他担任领事的时间不长,1911年5月,他即调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建,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历届政府均自顾不暇,无力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海外侨务工作,先后派吴勤训、保君皋、汪丰担任驻惠灵顿领事,工作卓有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新两国成为太平洋战场上反对法西斯的盟友,新西兰政府领导人多次出席华人“双十节”聚会,发表演讲强调中新关系的重要性,华人顿时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新西兰政府也将原先对待华人的不公正政策一一废除。可见,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政府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和中新两国的关系发展,直接影响新西兰华侨在侨居国的命运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