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指出，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但同时也招致了诸多误解与非难。其中，“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按此观点，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一方面确认生产力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又把阶级竞争看作历史的终极法则；“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则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对于马克思学说中是否存在这种所谓的“矛盾”，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其他辩护者的观点似乎有所不同。在《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在介绍唯物史观时特别强调，“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2](P323)陈独秀不但明确否定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有“矛盾”，反而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对唯物史观有所研究的胡汉民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不矛盾，理由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比之下，如果从李大钊相关表述的“字面”意义上看，他并没有像陈独秀和胡汉民那样直接、彻底否定上述所谓的“矛盾”，而是承认“矛盾”的存在。这可以从李大钊对意大利学者欧金尼奥·里尼亚诺（Eugenio Rignano）的肯定性评价中得到证明。根据李大钊的描述，欧金尼奥˙里尼亚诺认为，“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像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 李大钊认为此批判“可谓中了要扼” 。这一评价无疑表明李大钊也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是有“矛盾”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个“矛盾”也有“自圆的说法”，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我们不难发现，李大钊与胡汉民给出的理由基本相同，都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从而使阶级斗争从属于经济发展的变化。这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有鉴于此，尽管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解释“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因此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没有把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割裂开来，反而强调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具有密切关联。

一是从对阶级斗争根源的认识来看，虽然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活动划归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并不能完全消除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但他肯定马克思从经济现象揭示阶级斗争根源的真理性。李大钊认同历史的唯物论者所揭示的十字军东征、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意味”，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同时，李大钊也批判地指出，如果单从观念学出发去解释这些事件，最终结果必然是“神秘难解”。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坚定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表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序文中所说的“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现种种形式——中进行的”，能够证明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