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仁爱思想来源于当时有识之士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融入国家治理中引领着社会秩序与民众思想行为的正向发展。在持续的思想反思与实践引领中，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这一人文理念不仅渗透到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之中，还养成了中华民族讲求宽厚包容、博施济众的民族性格。

（一）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的形成

唐虞三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诗经》），“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尚书》）等关于仁学思想的相关论述。春秋时期，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从救世救人的时代高度出发首次详细阐述了仁爱思想。在《周易·系辞》中孔子提出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理论主张，认为人若要在纷繁世事中足跟立稳，就要敦守仁道。只有树立了仁的中心思想，才能真正发扬爱人爱物、利人利物的精神。在仁爱的对象问题上，孔子主要聚焦于人我领域，主张“仁者爱人”。他认为“爱人”首先要做到“克己复礼”（《论语》），要能够克制并战胜自己内心的不合理的情感欲望，使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在诚敬克己的境界中，对外在的人事则处处有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在克己复礼的基础上，孔子继而提出了行仁爱的“忠恕”原则。“忠恕”之道主张要善于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主张具有利他奉献的精神。关于“忠恕”原则指导下的行仁规范，孔子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孝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恭宽信敏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先难而后获”（《论语》）等现实生活层面的具体主张。在仁爱的现实作用方面，孔子认为行仁爱不单单是指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能好人，能恶人”；更高境界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志于仁，则“无恶矣”（《论语》），看到好人心生欢喜，看到坏人也认识到他有善的一面，也想办法感化他、帮助他。孔子还将仁爱思想拓展到为政方面，强调为政以德，德同样是“依于仁”（《论语》）的，也可以说为政以仁。

孟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拓宽了仁爱的对象范围，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的理论，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亲亲”继承了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的思想，旨在培养发挥自我的爱亲之心，并将爱亲之心扩充为对邻里乡党、师友君臣、族人国人以至于全人类的“仁民”情怀。孟子令人尊敬的地方在于并没有将仁爱思想止步于此，而是传承了上古“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的人文理念，主张效法天地生养万物而毫不索取的精神，提出了爱护动植物生命、珍惜矿物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爱物”理论。在这三者内涵之中，孟子重点发挥了仁爱思想的“仁民”内涵，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仁政理论。仁政是站在领导人的立场上讲仁爱、讲付出、讲担当的道理。他认为领导人行仁政，要有“爱民”的情怀，“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人民想要的则给他，帮忙拿到；厌恶的则不给，自己来承担。“爱民”的进一步要求是“保民”，孟子认为领导人需要着重从法治、财政、经济建设等方面，实施“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制民之产”（《孟子》）的政治方略，稳步实现人民“养生送死无憾”（《孟子》）的生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