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崇尚政刑，认为德礼优于政刑。而且在儒家看来，政刑之治会让一个人颜面扫地，尊严无存，失去做人的尊严。而美好的社会恰恰是要让人找到做人的尊严。儒家主张以德礼为本，以政刑为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儒家这一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中，礼治是德治的具体化。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必须外化、下移，实现对人间秩序的全面安排。这就要形成一整套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礼治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践路径。传统的中国社会，从表面来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礼治”的伦理社会，以礼来整合和维持社会秩序。

究竟何为“礼治”？一开始，礼多指祭祀之礼。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渐进入社会治理的层面，成为人们行为举止的规矩、准则。礼在殷商时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制度的意义。周革殷命之后，周公格外重视礼乐。经过周公重订礼乐，礼被制度化，周朝的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的程度。这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孔子强调以仁释礼，以礼正名。儒家的这一新解读，一方面赋予了礼以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再一次突出了礼之于人伦关系、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安排。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礼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下对上，臣对君，子对父，都得依礼说话办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作为一种规范，弥漫于整个人伦日用之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承载了某种共识性价值，可以全面地规范社会生活，有着规范行为、范导人心的作用。礼涵盖了制度之礼、人生礼仪、典礼仪式。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实际上是向民众传达一种价值观，实现对民众的教化。楼宇烈先生指出，“‘礼’是让我们辨明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明白与这个身份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按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人、做事。”就此而言，礼就是“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