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立统一的大情报观

Jerome Clauser认为“情报是经过评估的信息，目的是帮助决策者和计划者做出正确的决定”。靖继鹏等认为“情报工作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从浩如烟海并且与日俱增的知识海洋中，提供人们思考与行动所需要的知识，解决知识激增与无知激增的矛盾。情报工作是一种转化工作，使信息和知识转化为情报的工作。” 尽管国内外情报学界存在Information Science和Intelligence Studies两种“IS”的争论，但从功用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特定目的的认知需求。亦即“提供客观和相关的情报支援，帮助用户达成决策优势，是情报界永久不变的任务。”

在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信息在网络上产生和传播，包括由政府各部门发布的国民经济数据、人口数据等官方信息，以及各类新闻报道、天气数据、影视文字等非官方信息，同时开放存取运动（OA，Open Access）大规模地兴起，科研成果和学术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得到了迅速推动与交流，大量科研数据不再受到版权费用和获取权限的限制，智库及学术机构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到各种类型的科研数据和学术资料。导致各类情报实践工作的数据来源越发依赖于开源数据，从数据类型而言，主要分为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类型数据；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展示的巨大潜力，使得数据处理和分析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智能技术。这些条件促使各类情报实践工作在数据对象、技术手段和工具方法上的趋同发展，为情报工作的统一和未来发展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情报学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需求，解决科技文献爆炸与科技情报获取之间的矛盾。2017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中也明确提出“国家情报工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分工协作、科学高效的国家情报体制”。《南京共识》也呼吁“建立大情报科学，促进各情报领域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支持，实现军民情报学的融合。”因此在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和手段等多方面趋同发展形势下，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新需求下，需要建立统一的大情报观，面向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将科技情报、社科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情报自学科联为一体，借助与整合政府部门、军事机构、科研院所、智库等多方资源与力量，促进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工具软件、技术方法和人力资源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进一步释放情报工作潜能，促进情报事业的发展。

2 打造泛在基础支撑平台

数据是支撑情报工作的基础，缺乏数据，情报工作将成无水之源，正如现代管理科学奠基人Edward Deming所说“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以“棱镜计划”，“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现代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催生出了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情报需求，情报在国家重大方针决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日益剧增的海量数据对情报机构的数据获取、处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独立的情报研究机构在数据获取、存储、处理等方面往往缺乏资金、技术能力、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等各方面资源。此外，情报机构很多时候由于数据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支持，机构之间往往存在着数据流转不畅、数据利用效率低下、情报搜集和处理时间过长、技术能力无法支撑情报需求等问题。